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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到难为情，便用手去捂着腿，大衣果然从腿上滑下去了。皮埃尔在拉上大衣时，一下子睁开了眼睛，仍然看见那两间木板披屋，廊柱、院子，但这一切现在都泛出蓝色，发亮，蒙着一层露珠或水霜的光泽。
“天亮了，”皮埃尔想。“但先别管它。我得把慈善家的话听完，弄个明白。”他又用大衣蒙住了头，可是分会的雅座和慈善家全没啦。只剩下那些话的涵意，那些别人对他讲过的，或皮埃尔本人反复思考过的意思。
皮埃尔后来回想起这些意思时，坚信有人从他身外告诉他的，尽管这些意思是由这一天的印象引发而来。他觉得，他从未在清醒的时候能够那样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战争，是人的自由最艰难地去服从上帝的条律，”有一个声音说道。“纯朴，是对上帝的忠顺；你离不开上帝。·他·们就是纯朴的。他们不说，而是实干。说出来的话是银，没说出来的是金。人一怕死，便什么也主宰不了。而谁不怕死，他便拥有一切。假如没有苦难，人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不会认识自己。最难于做到的（皮埃尔继续在睡梦中想，或倾听）是要善于把这一切的意义在自己的心中统一起来。一切都统一吗？”皮埃尔自问。“不，不是统一。不可能统一各种想法，而是把所有这些想法结合起来，这才是该做的！对，应该结合，应该结合！”怀着内心的喜悦，皮埃尔对自己重复说，觉得正是这句话，也唯有这句话足以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整个拆磨他的问题便解决了。
“对，应该是结合，是结合的时候了。”
“应该套车了，是套车的时候了，爵爷！爵爷，”一个声音在重复说，“应该套车了，是套车的时候了……”①
①俄语中“套车”与“结合”词根相同，声韵一样。
这是驯马夫的声音，在叫醒皮埃尔。太阳已直射在皮埃尔脸上。他扫视这肮脏的客栈的院子，士兵在井旁饮几匹瘦马、几辆大车正赶出大门。皮埃尔不屑一顾地转过脸去，闭上眼睛，急忙又躺倒在马车座位上。“不，不要这个，我不想看见不想了解这个，我想了解我刚才梦见的事儿。再有一秒钟，我就会全明白。可我现在怎么办？结合，怎样把一切结合起来呢？”结果，皮埃尔恐惧地感觉到，他梦中所见所想的事情的意义完全没了踪影。
驯马夫、车夫和店老板告诉皮埃尔，有位军官带来了消息说，法国兵已临近莫扎伊斯克，我们的人正在撤退。
皮埃尔起身，吩咐把东西收拾好后去赶上他们，然后就徒步穿城走了。
部队已开拔，留下约一万名伤员。这些伤员在各家院子里和窗口都看得见，也拥挤在大街小巷。在街头待运伤兵的车辆周围，传来喊叫、咒骂和殴斗的声音。皮埃尔把赶上他的一辆马车拨给他熟悉的一位受伤的将军用，用他一道赶往莫斯科。在路上，皮埃尔得知他的内兄和安德烈公爵的死讯。
10
三十日，皮埃尔回到莫斯科。快到城门口时，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迎了过来。
“我们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一定要见您。他请您立即到他那儿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皮埃尔没有回家，雇了一辆马车就到总督那儿去了。
拉斯托普钦伯爵这天早上才从郊外索科尔尼茨别墅回到城里。伯爵住宅的前厅和接待室挤满了官员，有奉召而来的，有来请示的。瓦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同伯爵晤面，并向他解释莫斯科无法防守，只得放弃。这消息虽然瞒着居民，但官员们，各机关的长官们则已知道，莫斯科将落入敌手，像拉斯托普钦一样，他们为了推卸责任，都来向总督请示他们掌管的部门应当怎么办。
皮埃尔进入接待室时，一位军队的信使正从伯爵办公室出来。
信使对大家的提问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径直穿过接待室走了。
等候接见时，皮埃尔睁开疲倦的眼睛环顾室内的各色人物，年老的和年青的，军官和文官，大官和小官。大家都有一付不满不安的样子。皮埃尔走到一伙官员跟前，里面有一个他认识的。他们同皮埃尔寒暄后，继续谈他们的话。
“先撤出，然后再回师，不会吃亏；处在目前这种情况，无论怎样负不了责。”
“可是这个，他写的。”另一人说，指着他手里的印刷品。
“这是另一码事。这对民众是需要的。”刚才来的那人说。
“这是什么？”皮埃尔问。
“一张新的通告。”皮埃尔拿过来读。
“尊贵的公爵已越过莫扎伊斯克，以便尽快与向他靠拢的部队汇合，并已驻防于坚固阵地，敌人在彼处不会突然向他进攻。本城已向他运去四十八尊大炮和弹药，勋座称，他将保卫莫斯科直至最后一滴血，且已作好巷战准备。弟兄们，你们别管政府机关已关闭，应该各安其事，我们会惩罚恶人的！到时候，我需要城里和乡下的青壮。一两天内我将发出号召，现在还不必，所以我沉默。用斧头很好，用长矛不赖，用三般叉最好：法国佬不会比一捆麦子重。明天，午饭后，我要举着伊韦尔圣母像去叶卡捷琳娜医院看伤兵。在那里化圣水：他们会很快复元；我现在身体好；本来一只眼有病，而现在双目可视。
“军方人士告诉我，”皮埃尔说，“城里不能作战，地形……”
“那是，我们正谈论着呢。”刚才那位官员说。
“可这是什么意思：本来一只眼有病，而现在双目可视？”
皮埃尔问。
“伯爵眼睛长了个小疖子，”副官微笑着说，“当我告诉他民众来询问他得了什么病，他十分不安。而您呢，伯爵？”副官突然转身朝皮埃尔笑着说：“我们听说您有家庭纠葛，似乎伯爵夫人，您的夫人……”
“我一无所知，”皮埃尔心不在焉地说，“您听到什么啦？”
“没有，您知道，常常有人编造。我说的是听来的。”
“您究竟听到什么啦？”
“有人说啦，”副官依然微笑着说，“伯爵夫人，您妻子，打算出国。大概是，胡说……”
“可能，”皮埃尔说，沮丧地看了看周围。“这人是谁？”皮埃尔指着一个矮老头问，这人身穿整洁的蓝呢大衣，留着一把雪白的大胡子，雪白的眉毛，红光满面。
“他么？是一个商人，他就是饭店老板韦列夏金。您也许听说了布告的事。”
“噢，原来他就是韦列夏金！”皮埃尔说，打量着老商人那张坚强而镇定的面孔，在他脸上寻找奸细的表情。
“这不是他本人。是他儿子写的布告，”副官说，“那年青人坐牢了，看来要遭殃。”
一个戴勋章的小老头，还有一个脖子上挂十字架的德裔官员，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
“你们知道吗，”副官详细作着说明，“事情弄混淆了。那篇宣言是两个月前发现的。向伯爵报告了。他便下令追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查出，宣言已经经过六十三人的手。先追问一个人：”你从谁那儿搞到的？‘’某某人。‘又去找这个人：“你是从谁手里得到的？’等等，一直问到韦列夏金……一个没念过什么书的小商人，你们晓得的，一个不讨厌的小商人，”副官微笑着说。又问他：“你是谁给你的？‘而主要的是，我们知道是谁给他的。他不可能从别人手里得到，只有从邮政局长那里。但是，他们显然串通好了。他说：”没有准给我，我自己写出来的。’逼他也好，劝他也好，他总坚持：“自己写的。‘只好这样报告伯爵。伯爵吩咐把他叫来。’你的布告是哪儿来的？‘’我自己写的。‘呶，大家都了解伯爵！”副官骄傲地愉快地笑着说。“他勃然大怒，神态真可怕，你们想想，竟然那么胆大妄为，撒谎和顽固！……”
“噢！伯爵要他供出克柳恰廖夫，我明白了！”皮埃尔说。
“完全不需要，”副官惊慌地说，“即使没有这一条，克柳恰廖夫也有罪过，所以才被流放。问题是伯爵非常气愤。‘你怎么可能写呢？’伯爵说。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汉堡日报》。‘是这个。你没有写，是翻译的，而且译得很糟，因为你这个傻瓜甚至不懂得法语。’您猜怎么着？‘不，他说，我根本不看什么报纸，我自己写的。’‘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是叛徒，我要把你交付法庭，你会被绞死的。说，从谁手上拿到的？’‘我什么报也没有见过，是我写的。’事情就这样僵持着。伯爵把他父亲召来：他仍坚持前供。可是，交付法庭，好像判处他服苦役。现在父亲来为他求情。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