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陈毅的办事风格是说过的话一定兑现。几天后，他发现警卫人员一个未减，便叫来警卫处长，对他说：“精简机构是全党的事，谁都要严格执行，我当市长的能不带头执行？我这颗脑袋就这么值钱？”警卫处长心里却是这样想：说一千道一万，首长的安全要保证。他自己说不通，便把分管治安的副市长刘晓请来帮忙。
刘晓劝道：“陈总，目前上海情况这么复杂，警卫不能减，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呀。”
“是我的安全重要，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党在群众中的信用重要？”陈毅反问道。
“这不矛盾嘛，”刘晓还是劝说，“为你的安全考虑，也正是为党的事业考虑嘛！你看，在战场上，主要军事指挥员的安全重要不重要？”
陈毅坚持自己的意见：“同志哥！我身边搞那么多人，子弹要来还是会来的，而群众则要对精简机构失去信心，这就严重了。今天我做主，不管怎么说，警卫人员非减不可！”就这样，陈毅硬是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陈毅此举，是那个时期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的典型体现，这也正是保持我们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崇高威信的根本所在。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后，仍不甘心，恼羞成怒的毛人凤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亲自点将组成第三批杀手，把手中最后一张“王牌”押了上去。
第三次执行暗杀任务的竟是当年陈毅手下的传令兵、喝着红军“乳汁”长大的变节分子刘全德。刘全德何许人也？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他可算个小有名声的人物，除了他被吹嘘为是一个“杀人不眨眼，能够百发百中”的职业杀手外，还因为他有特殊的身世经历。
时年36岁的刘全德，江西吉安县人，早在1929年14岁时便离家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头脑灵光，不久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红四军十一师某团传令兵。后来他在红军队伍里担任过班长、排长，直到升任为特务连连长。他熟悉红军的保卫和情报工作。1933年曾被我党派往上海做地下党的锄奸保卫工作。客观地说，他是一个从事谍报工作的老手。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3）
1935年11月，刘全德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这个受党教育多年最懂得变节意味着什么的人，竟“扑哑”跪倒在国民党特务脚下，从此死心塌地充当国民党的鹰犬。由于他剿悍凶残，枪法娴熟，被送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成为深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赏识的一员得力干将。他先后在军统头目陈恭澎、季仲鹏、毛森手下任副官、特别行动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警卫组长。
国民党特务正是利用刘全德对共产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特点，将他派回上海，专门从事绑架暗杀活动，其手段不仅狡猾歹毒，而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由他直接指挥或参与暗杀的重要人物就有七八个之多。例如1943年，上海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讯总台总台长佘珍被杀案，就是由他一手制造的，刘全德因此而受到戴笠的特别嘉奖。
1949年6月，刘全德在上海被解放军逮捕，由于解放不久，我方对他的罪恶掌握不多，加上他又施展两面手法，积极要求立功赎罪，在关押了一周之后即被释放。同年8月，刘全德从上海逃往舟山岛定海，后经厦门到了台湾，又投到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特务机关。
为了暗杀陈毅，台湾“国防部保密局”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与策划，刘全德和同行的6人接受了美国顾问的强化训练。毛人凤下了死令：“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毛人凤还许诺，事成之后，刘全德可获得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他后半生不愁吃穿。出发前，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
二
刘全德等一批特务将被派到上海，已为我公安侦察部门所掌握。但要掌握其确切的行动时间并在上海500万茫茫人海中准确地圈定目标方位，却非易事，更何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对手绝非等闲之辈！形势紧迫，公安部门不能等闲视之。
主管全市隐蔽战线斗争的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扬帆，最近一段时间接二连三收到有关暗杀上海领导人的案件通报，心头如同压着一块巨石。从30年代起，扬帆就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活动十分清楚，至今，他对当年军统特务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爱国革命志士的情景记忆犹新。不管是什么人，无论是自己的军事对手或是政治对手，只要用其他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均施以暗杀了结，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惯用伎俩。
扬帆对国民党特务搞暗杀恨之入骨。他将近来发生的暗杀事件情况，以及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刘全德等特务到上海暗杀陈毅的阴谋，向陈毅和潘汉年副市长作了报告后，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市长的离所和外出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同时召集公安局社会处主任、科长会议，讨论部署侦破工作。
上海解放才5个多月，临近上海的舟山群岛、嫌洒列岛等大大小小岛屿还为国民党军所占据。舟山及其附近岛屿上的渔民、商人为了糊口，经常驾船到吴淞口上岸销售鱼虾等海产品，再贩运生活日用品回岛，一些特务乘机混入其间，从吴淞口登岸潜入上海；有的趁月黑浪高的深夜偷渡登陆。虽然进驻上海市的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戒备措施，但毕竟海岸线漫长，防不胜防。
刘全德曾长期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进行特务活动，有一定社会基础，潜沪后易于隐蔽，这对我侦察发现目标是个不利条件。但扬帆认为，刘全德既然要进行特务活动，就离不开他赖以掩护和利用的社会关系，只要工作缜密得当，目标选择准确，就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他按照既定侦察方案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一是加强对吴淞口码头的控制；二是对已经掌握的刘全德的关系处，布置专门力量日夜监视守候，等待其自投罗网；三是尽量争取有可能接触刘全德的关系人为我所用，主动出击，发现刘全德的行踪；四是深入调查，发现新的主要线索或刘全德的踪迹，“撒网”控制。
三
刘全德的确很狡猾。
1949年10月30日，台湾“保密局”特务机关用飞机将他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空运到舟山岛定海，交给在定海的著名土匪头子黄八妹，指示她设法将三人送到上海。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4）
“眼睛，眼睛，到处都是眼睛。”到定海后，刘全德总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盯着他，如芒在背，因此行事小心谨慎。他要黄八妹先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岛，这是一个比定海更靠近上海的岛屿；而后又提出三个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走漏风声，要分头行动。他要黄八妹伺机安排、欧两人分别搭乘货船从大洋山岛进入上海，给他另外准备一条船，船上装些糖，何时启程由他决定。黄八妹一一照办。
三人定好到上海碰头的时间、地点后，刘全德只身装扮成“糖商”，乘船悄悄离开大洋山岛，于11月1日深夜到达浙江乍浦附近一个偏僻的海岸登陆，并于次日乘车潜入上海市。狡猾的刘全德经过一番化装后，竟在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作了实地勘察。返回住处后，他画了一张草图，将陈毅的行走线路，市长办公室、会议室门号，警卫人员的位置，以及自己的行动路线和射击方位等都一一用笔标出，尔后深居简出，窥待时机。
我方撤出去的网已经一个星期了，侦察尚无进展。“刘全德到底到了上海没有？他的落脚点在何处？”扬帆感到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经报请上级同意，他在碰头会上向大家宣布：“我们要主动出击！”经过分析，扬帆认为潜入上海的刘全德很可能先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隐蔽下来，而后伺机行动。
刘全德与一位姓陆的曾同在国民党上海市普察局供过职，由于工作关系，刘与陆某常有交往，陆某还认识刘的密友姜冠球，并知他的住处。我侦察人员决定通过陆某到姜冠球处探探情况。侦察人员找到陆某，说明来意后告诉他，如果他能协助政府捉到刘全德，将给予表彰、奖励。陆某表示愿意鼎力支持政府的工作。
11月8日晚上，陆某在我公安人员安排下，以探望之名来到姜冠球家。陆某原本只想通过姜打听一下刘全德的行踪，不料刚一进门，撞见刘全德坐在会客室内。这一意外相遇使他心中禁不住一阵惊喜。刘全德确已潜入上海。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陆某赶紧上前，故作惊讶，主动打招呼道：“几个月不见了，你忙什么呢？想不到在这碰到你。”
刘全德见到陆某先是一惊，紧张地从窗口观察外面的动静，在断定确实没有什么危险时，才稍稍镇定下来，说道：“我刚从舟山回来，准备找熟人去公安局自首。”
陆某一听这话心里明白，这是对他不信任并怀有戒心。他故意不接刘的话题，做出一副沮丧的神态：“解放后公安局对原警察局的人都留用了，唯独对我不信任，我只好早早辞职，现在家待业。今天到弄内来找老同学，是想请他给介绍做点生意，家中老婆孩子等饭吃啊。”
刘全德听罢陆的话，不再说什么，他向陆某要了住址、电话，称改日登门拜访，随即起身准备离去。
为了摸清刘全德的去向，陆某随口说了一句：“那好，我们一起走吧。”
两人出了姜家院门，路上，陆某心里十分矛盾，如果一直跟着刘，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若要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