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小玲妹》及小小说《汉澜桥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说《绝地》。这时，可以说是她一生创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诅咒黑暗，从侧面反映工人和社会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艺术表现上，她不太追求情节和结构的完整，而是致力于人物形象的刻画，长于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也长于描写人物心理、形态和景物，自如地运用第一人称，以“我”的闻见为线索，带动情节的发展，发现人生的种种画面，令人感到亲切信服。
她为什么将自己的爱和同情寄予工人、穷人；为什么将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掷向剥削压迫者呢？除了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革命理论的教育外，显然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顺德县坐落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它盛产稻、甘蔗、蚕茧、香蕉、鱼类。很久以来，制糖、缫丝工业就很发达。草明的家在顺德县桂洲乡。
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九岁时，因为小弟弟生病无钱医治，自愿卖身换取兄弟的性命。由于医治不及时，小弟弟一命归天，当姐姐的却做了广州一个徐姓官僚地主家的丫头，永远失去自由。到十六七岁，主人把她和另一个丫头送给一个姓吴的官吏做妾，这人就是草明的父亲。
她生于公元1913年6月15日，原名绚文。从小体弱多病，十岁时，个子像六七岁孩子那样矮小。她的复杂的大家庭，常使她厌恶和恐怖。嫂嫂总是责骂她没有天性，死了一个不满三月的弟弟也不悲哀；父亲的另一个老婆，常借用她的肉体来发泄自己的怨气；骄纵坏了的异母兄长和比母亲还要大的姐姐、嫂嫂们，也常虐待她，她好像一只可怜的小黄雀，被关在笼子里。
父亲的大家庭日趋破落，她初知人世时的生活知识，不是好看的衣服、漂亮的洋娃娃，而是抽屉里的“当票”'。父母的衣服、首饰、古董、字画、碑帖……进了当铺；父亲的几个老婆也一个个离开“倒了霉”的丈夫，唯独她的老实而从来没有得过宠爱的母亲，坚持留在家里，靠借债，靠手工，勉力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她的同母兄长，一个到香港广生行当售货员，一个在上海邮局拣信，还有两个念私塾。她跟着妈妈学习编织、糊纸盒子、做香包……
家里经常没米，一小锅饭得先让父亲吃，然后是哥哥，到她嘴里已剩下不几口。肚子不饱，就出去跟着哥哥淘气，抓蜘蛛、钓鱼、摸田鸡，弄熟后，几个孩子分着吃。她也跟着男孩子爬屋顶。有时一个人留在屋顶上，望着辽阔的南天，变幻的彩云，便托着腮帮无边无际的遐想起来。
她的家乡，缫丝厂星罗棋布，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只有一家最大的是半机械化。她常去丝厂玩。晨光熹微中，女工们应着汽笛的召唤，急忙走向工厂。晚霞收敛在大芭蕉树丛后面，她们拖着疲饿不堪的身影走回来，木屐打着白麻石，似有无穷的哀怨。小草明不知道她们苍白的脸色是由于工时过长，成天看不见太阳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所致，更不懂为什么她们整年辛苦，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只是睁着大大的好奇的眼睛，羡慕地盯着这支长长的队伍。有时清晨和小朋友们跟在她们后面，一直把她们送到坟澜桥头；傍晚跟哥哥们跑到五里外的大凉亭，去迎接这支放工归来的队伍。
十岁那年，母亲打算送她进丝厂，但要准备拜师的礼品：至少一个金戒指，一套香云纱衣裤。那次没去成，因为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我国丝业不景气，丝厂纷纷倒闭，加上她体弱多病，长得矮小，腿脚跟不着翘板，只好作罢。
她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鼓励自己的女儿读书，认了字长大了好找个事做。她边跟妈妈学针线活，边跟念私塾的哥哥学识字，每天学一个，会了十个，奖励她一个铜板。她家有个书箱，零乱地装满《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笔生花》、《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她贪婪地读起来，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大致明白了它们的意思。
十一岁那年，母亲送她进了邻村的小学，一年级念了半年，就跳级上二年级。二年级也只念了半年。因母亲生病，她只好停学。母亲因肺病在病床上熬了一年，便永远闭上眼睛，卸去了人生的负荷。
后来，她有比较自由的机会跟那些完全靠丝厂生活的姐妹们交往。她提出到丝厂去，家里的人都不赞成，哥哥们说不如到省城读书。但钱呢？她只能仍然呆在乡下，枯寂，无聊，苦闷，时时蹲在书箱子面前，啃那些看了一遍又一遍的书。
父亲经常不在家，也不顾家，溜到广州熟人家当幕僚，也有时替人写状子、写字，聊以糊口。她十三岁那年，父亲替人写状子打赢了官司，得了一笔可观的酬金，便写信叫回在香港的儿子替他管家，接女儿到广州念书。
由于有自学的基础，草明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四年级，学习很勤奋，各门功课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语文尤其突出。念满四年级，又跳级考入师范中学。半年后，父亲的钱用光了，只好回到乡下去住。一个在银铺学徒的哥哥，从每月二十四元的微薄收入中，分出一半给妹妹，供她继续念书。
上了中学，她一本接一本地看了“五四”以来的著名文学家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人的作品，继而转向外国文学。她最崇拜鲁迅和高尔基。鲁迅的斗争精神，高尔基笔下的穷人的崇高品德，鼓舞着她。她立志向鲁迅学习，要像高尔基那样也写工人、穷人。
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从华北直逼南方。上海局势危在旦夕，她回到广州。
不久，上海沦陷，很多著名人士如郭沫若、廖承志、茅盾、夏衍等，都云集广州，盛极一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欧阳山组织了战地文艺工作团，计划去前方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同时搜集材料搞创作。这件事，颇得廖承志的支持，还捐助了一些经费。
在郭沫若创办、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林林和她共同负责编副刊。她还参加了“广东文学界救亡协会”，积极从事抗日宣传。
侵略者的魔爪很快又伸向广州，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繁华的五羊城里，顷刻之间楼倒屋塌，尸横遍地。那抛洒在街头的同胞的热血，激起了活着的人对敌人的切齿仇恨。进步青年纷纷到前方去，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去。草明安排好三个女儿后，也和欧阳山毅然奔向斗争最需要的地方。
他们乘车到长沙，便听说汉口失守，只好在长沙下车，找到郭沫若。后来，又看到刚从新四军回来的吴奚如，他把草明和欧阳山带到八路军办事处。吴奚如也是左联的作家，搞过工人运动，这时正跟随着周恩来副主席。
过了一两天，她听了周副主席的形势报告，和在座的一千多个干部同样，雾蒙蒙的心顿时豁亮了。
她和欧阳山向周副主席请示，要求工作。周副主席让他们到湘西沅陵去办报。那里比较偏僻，聚居着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闭塞，民风剽悍，在那儿办报，既宣传抗日，又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抗战报》以田汉名义主办，负责人是廖沫沙，还有周立波等人。她工作了一个时期，由于怀孕离开了沅陵。
1939年，她到达重庆，找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她和欧阳山在重庆做抗日宣传统战工作。这时，重庆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许多文化人涌到这里，很快便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抗敌协会”。
不久，由于身体的原因，她迁居南温泉。南温泉在重庆市长江南岸，花滩溪畔。含有硫磺质的泉水，自建禹山洞泪流出，附近有建文峰、虎啸口、仙女洞，颇能吸引游人。她租了一间竹屋，购置些竹制家具，草草地安了家，便开始埋头写作。常有文艺界的朋友到她家玩，戈宝权、叶以群、宋之的、舒群、罗烽、白朗、萧军，都曾是她的座上客。1940年，经沙汀和吴奚如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她要求去延安。欧阳山准备把孩子接来一同前往，就先安置她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住进曾家岩，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心里暖洋洋的。有一天，邓颖超用广东话亲切地告诉她，入党候补期已满，是正式党员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保护人才，集结革命力量，周恩来让一部分作家、文化人撤退到延安去。二十一辆大卡车，载着她和白朗、韦囗等大批人，浩浩荡荡北上，到川北，经剑阁，穿秦岭，取道宝鸡，终于到达延安。
她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上海，到1941年到达延安，三年多中，辗转于广州、长沙、玩陵、重庆，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在帝国主义的屠刀和国民党特务的魔爪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她锻炼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她对敌斗争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手中的笔。尽管生活动荡，条件艰苦，她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她勤奋地创作，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沤歌中华儿女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是这个时期作品的主题。透过《阿衍伯母》、《梁王的烦恼》、《饶恕》、《秦垄的老妇人》、《诚实的孩子》、《追悼》、《受辱者》、《新嫁娘》、《遗失的笑》和《南温泉的疯子》等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杂文，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这是她创作中的第二个高峰期。
五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这欢乐深情的歌声，震颤着草明喜悦激动的心。从大后方到了延安，不愁吃穿，出门不用上锁，走路不担心有特务盯梢，连出气都感到无比畅快。
她被分配到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