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害怕，而且很有信心。当初严浩找我拍这个角色使我很开心，这是一次挑战。”
“真实我在戏里并没有很多戏做，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影象。”
罗家奖面对不断改变的电影形象创作表现得很轻松，他的话既没有不着边际的电影理论，也没有揣摩角色的疑虑和挣扎。出身粤剧人，扮相要求苛刻
罗家奖八岁就开始参加粤剧演出，青年时期以来一直担纲正用，这段粤剧舞台的创作生活使他对电影造型非常执著而小心。
“第一次试造型的过程很仓促，我感到工作人员处事不认真，出来的效果我不满意。我就提出异议，我说男扮女装不容易，要找些更专业的化妆师才能胜任。”
“第二次也不满意，我认为不够艳。后来刘天兰、余安安协助，再试了多遍才定下了大家满意的造型。”
“我使用了大戏舞台上的吊眉技巧，去造了拉脸皮，把眼眉拉高了拉后了。另一方面，我和余安安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因为一般男人以为女性的仪态是这样，其实却不然。举例说，男人交叉脚坐是粗鲁的，女士却是把脚贴得紧密，好些女士更把脚掌故在另一只脚的脚后跟，然后斜斜摆放着脚，这些小动作都是男人的角度留意不到的。”严肃地表演喜剧。
在罗家英所拍的片子中，喜剧电影的数量最多，并且罗家英也正是凭借这些喜剧人物形象深入人心的。
“《重案组》是我在1991年拍的，1993年才上映。上映之时我的电影工作正逐渐增多，其实要拍一部正正经经的电影我是从不会怕应付不下来的，我反而怕要我搞笑，有些导演叫我创作一些笑料出来，弄一些表情出来，我就不成了。回想一下，《姊妹情深》的我，是很严肃的法官，我没有搞笑，即使在《国产凌凌漆》中，我也是很严肃地去演，只不过是故事好笑，碰在我身上便撞出笑料来。”
“我是一个古板的人，我的人生观好严肃。加上我有些戏班的气质，变成了谈吐、动作都与人不同，人们便觉得好笑了。”
“其实我拍《国产凌凌漆》时很抗拒，我简直接受不了那种角色。我心里想，大公司哪里有这么傻的人，要我怎么扮演？后来电影上映了，反映很好，我觉得很奇怪，究竟是观众傻还是我傻？要看这些荒谬的行径才觉得好笑，为什么我笑不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拍摄《国产凌凌漆》前，罗家英以为那是一个好像占土邦的那位科学家朋友，一个严肃古板的科学家。原来罗家英对自己的角色是如此的态度，倒也很有趣。老了就去公园教人舞剑。
电影对于罗家英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对大戏也好，电影也好，感受并不深，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期。我不是二十出头的后生仔，后生仔为事业起步冲刺，我的位置却是在末期。”
“我今天正在想，如果老了，我会怎样生活？我想我会放下电影，也放下大戏，闲来无事就到公园去教人舞剑，我是可以放F它们的。没有了这一切我也不会伤心，可惜固然会有一点。”
罗家英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东西一样都会自然老去，所以对自己的电影事业，他表现得泰然自若、淡泊随意。
“我觉得现在的大戏和电影正在走上同一条路，当日大戏被电影所取代，今天电影也在走下坡路，被影带业自选影院所取代。”罗家英自认身处在两个走下坡的行业的漩涡中。
已到天命之年的罗家英说现在看的事物太多了，碰钉也不少，没有什么事值得斤斤计较。小时候人大戏行不是自己的选择，他说认命；现在拍电影没有嫌东拣西，随遇而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世情洞悉皆练达”。然而看得淡不等于不热中工作，罗家英仍旧在不停地奔忙，白天忙大戏，晚间排电影，就这样勤奋地维持着自己的演艺生活。
赵季平：大师的轻松之作
1994年初，西安作曲家赵季平接到来自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一个经理的游说，让他给一个新影片配乐。当时赵季平刚刚跟著名的台湾制片人杨佩佩合作完成了香港电影《倚天屠龙记》的音乐，滚石方面对他兴趣很大，要出资把赵季平的电影音乐翻录成唱片出版。这样一来，滚石的游说就不大好拒绝了。
这个新片的剧本刚完成，叫《大话东游》也就是后来的《大话西游》的雏形。
1994年可以说是赵季平打开国际影响的一年，他受到港台影视界相当的青睐。那年春节期间，台湾的《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新电影动人乐章》，对他作了非常高调的报道。
而近十年在国际扬眉吐气的中国新电影配乐，几乎都由这位西安作曲家一手包办了。他的代表作有《大阅兵》《黄土地》《红高粱》《老井》《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秋菊打官司》以及获得要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角逐的《霸王别姬》等。赵季平的老搭档张艺谋说：“赵季平代表了80—90年代的中国电影音乐，他是这一时期的里程碑和巨匠！
赵季平1945年生于甘肃，曾在西安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就个性来说，他对音乐的爱好与吸收是属于杂食性的，这使他不自限于中国音乐既有的意识形态，创作起来自由而新意不绝。赵季平描述自己成长的地理环境说：‘酒安，是丝绸之路的锁钥。一边是中国文明，一边通往欧洲之路。”一方面长年浸淫中国民间音乐，另一方面从小学习和欣赏西方音乐，赵季平宛如在脑中筑起一条音乐丝路，融合了民族内涵与先进的音乐语言。他的作品有时土味扑鼻，有时又流露出后期浪漫、印象派至现代音乐的技法。
他的第一部影片配乐是《丝绸之路》。陈凯歌很喜欢这部作品，特地前往拜访赵季平。两人相谈甚欢，一拍即合，当下敲定合作第一部作品——1983年的《黄土地人当时的张艺谋还只是个摄影师，也非常喜爱赵季平的音乐。他瞅准机会抓住赵季平说：“他日我若当导演，你一定要为我抬轿子。”果然，他们1987年合作《红高粱》一炮而红。无巧不巧，赵季平最感得意的正是片中女主角出嫁的“颠轿’一段。
赵季平拿到这个叫《大话东游》的本子后，觉得它简直在瞎胡闹。故事离奇、蹩脚，充斥着港味儿的形容词、感叹词，让人很不舒服，他连看三天才读完。为了找感觉，他又到西影厂的摄影棚去参观，结果看到的是“牛魔王的肚子’，巨大的内景，挂了些肠子、内脏，照样是非常怪异。这部电影与他以前创作的严肃电影很不一样。
港方同时还给他带了一段卢冠廷为影片写的主题曲的旋律，后来赵季平就在它的基础上为全片配乐。
赵季平确定了音乐的主题：反映人性的最终统一，中间穿插不和谐音，比如妖精出没、战争、灾难等。音响上比较丰富，使用钢管、弦乐、木管等西洋乐器，但考虑到这是一个古装戏，他又加入了二胡和萧，使它有一种中国古典的味道，同时也比较注重音乐的色彩。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很轻松的状态下完成了《大话东游》的全部配乐，乐曲总长度有一个多小时。随后，曲子由北京中央乐团录制，指挥胡炳旭，录音的是他的长期合作者张正地。
第一批数码带由滚石带回香港，赵季平就算大功告成，拿到了一份不错的报酬，后期的工作也不用过问。一般按照国内的路子，作曲家要对着镜头，按段落去配乐，而香港人的习惯却很简单，作曲家写好若干段音乐，然后由导演听了这个音乐再去使用，导演是总调度。
这是一种电视剧的配乐办法，做惯了严肃音乐的赵季平本身对这个电影也没抱太大期望，自然乐得逍遥。
几年过去了，赵季平以后也很少再写这样搞笑题材的音乐。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柏林爱乐乐团将演奏他的两部作品：《霸王别姬》和《太阳鸟》，其创作属于逐步走向高雅和辉煌那一类。但不可否认，他颇为大气的音乐给《大话西游》增添了艺术的完整性。
也怪，赵季平出差住旅馆的时候，总能在电视上断断续续看到《大话西游》。他觉得里面的音乐虽然不是完全忠实于他的创作，但使用得很巧。不过，他始终觉得那是一部莫名其妙的电影，年轻人的狂热令他吃惊。
赵季平的儿子可不这样看。子承父业，他的儿子赵林今年26岁，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给目前收视率非常高的几个电视连续剧配乐，像《人间四月天》和《聊斋先生》等。赵林和他的一帮朋友都喜欢《大话西游人觉得里面的音乐——游刃有余。
有时候，大师的游戏之作也充满了传奇，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大话西游》之路
无论是当年电影院里为数不多的观众，还是这部电影本身的主创人员，都没有预感到《大话西游》这部当年票房平平的港式喜剧能够在放映五年后才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在中国的青年人中形成了极大的号召力，乃至架构成一个“大话”式的话语环境，演化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演绎！一个如今已令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反叛神话故事之后，《大话西游》自己也造就了一个属于电影市场和电影文化的传奇。从1996年以来，《大话西游》便在大学校园的录像厅里成为最叫座的影片之一，四年来《大话西游》的VCD热销不止，网络上的大话网站也层出不穷，以熟悉“大话”对白和反复观看为特色的“大话迷”随处可见。已经有太多太多的“大话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传颂，二十多遍的观看记录早就不足为奇，《大话西游》中的对白也经常能在不经意中听见——“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打雷啦！下雨啦！快收衣服啊！”“月光宝盒是宝物，乱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