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尖颖,吴楚多恣放。”(崔述《沫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各有风格、各有特色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运,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用语言记史,生动、精练,为历代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如此大事,包括两国最高层的谋略,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除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外,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妄图用高压手段压制来自人民的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因宋庠字公序,故称)。另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易于阅读。
二十九:《战国策》
“长短纵横之术”
西汉时,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一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此类错误屡见不鲜。朝廷便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宫廷密室所藏战国史料,分别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以国别划分,把6种书的资料,分别编入12国中。因这些材料大多是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然而,《战国策》里并非尽是策士的说辞,还有诸如“豫让刺襄子”、“荆轲刺秦王”之类记载,所以,不能仅视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游说之辞的汇编,它还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杂史。
《战国策》,33篇,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间的历史。因此书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不合于儒家的思想,故被儒家所排斥,未得在世广泛传播,后来便逐渐残缺不全。如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有《蒯通说韩信自立》一篇,曾被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淮阴侯列传注》所引,但后来《战国策》中此篇佚失。据《崇文总目》称,共散失11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中访求书籍,并加以校订,正其谬误,又重新凑足了33篇。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巩所校订的《战国策》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在篇目上已有出入。所以,历史上就存有两种文本的《战国策》,刘向所编为古本,曾巩所校补的为新本。
今本《战国策》的篇目如下:
1。《西周策》1篇,分为17章。2。《东周策》1篇,分为22章。3。《秦策》5篇,分为64章。4。《齐策》6篇,分为57章。5。《楚策》4篇,分为52章。6。《赵策》4篇,分为66章。7。《魏策》4篇,分为81章。8。《韩策》3篇,分为69章。9。《燕策》3篇,分为34章。10。《宋卫策》1篇,分为14章。11。《中山策》1篇,分为10章。以上共33篇,486章。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而订定的。吴师道所著《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另有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东汉高诱曾为旧本《战国策》作注,今残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
《战国策》的作者是谁?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它是由多种书编订而成,显然不会是一人所作。人们对作者所处时代作了大量考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战国时人作。
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如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等,故可断定其中大部分是战国时人著的;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如古本有《蒯通说韩信自立》,大概就是楚汉时人的著作;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边通、主父偃等都好“长短纵横之术”,蒯通还撰有《隽永》凡81首,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书》、《修书》,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隽永》,而蒯通可能就是《战国策》一书的作者之一。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还缺乏确实的根据,如果说《战国策》的一部分是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还有一定的道理。
《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的历史记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楚汉春秋》、《秦楚之际》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之史料,是司马迁修《史记》取材的唯一史料来源。
《战国策》很多篇是战国时人或稍后时人所著,其底本又是各国史策,故其中史实比较可信,真实性亦高。故司马迁修《史记》,采用《战国策》的史料计有八九十处。在战国诸子所著书中,也屡被征引。例如《楚策四·客说春申君》,见于《韩非子·奸劫弑臣》篇;《魏策一·文侯与虞人期猎》,见于《韩非子·说林》篇;《秦策一·张仪说秦》,见于《韩非子·初见秦》篇;《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见于《吕氏春秋·知士》篇;《齐策三·孟尝君在薛》,见于《吕氏春秋·报更》篇;《魏策一·魏公叔痤病》,见于《吕氏春秋·长见》篇;《魏策二·魏惠王死》,见于《吕氏春秋·开春》篇。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战国时史料亦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活剧,《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至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
《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战国策》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亦为汉赋所继承。
刘向为《战国策》一书命名,也同时为那段纷纭复杂、多姿多采的历史命了名——“战国”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可看做是刘向编校《战国策》的额外收获吧。
三十:《周礼》
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历史记载和历史典籍最丰富、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