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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呆呆地坐着，冲着电脑上的word文档发呆，同时脑子里把需要做的事情排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满脸通红，心脏咚咚直跳、几乎要从嗓子眼冲出来——我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胆量实施。那天硬着头皮拿着“掌中宝”和三盘精彩影片去老李家已经很为难自己了，回来后我内疚了好几天，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现在果真这么干，那以后还让我怎么活啊？我从座位上站起，跑到厕所里用凉水使劲把脸冲了几遍，感觉稍好。之后我对着镜子左右端详着自己。书上说一个人在面临道德抉择时，对着镜子审视自己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决定。我看着镜子里湿漉漉的那张脸，正准备理理思路，不料西欧进来了。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开始对着便池脱裤子。于是我只好离去。
大约5点钟，我给刘飞介绍的静静小姐打了电话。我说您好，不好意思打搅了，我是周小萍的朋友，您、您最近见她没？静静的语气听着毫无善意。她说，她呀，我半年多没见她了，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我说，是刘飞给我您的手机号的，其实主要是想问问她的一些事。静静显得不耐烦，说那你问刘飞不成了吗？他是周小萍的前男友。我只好耐心说，这个我知道，其实不瞒你说，我是周小萍现在的男朋友。事情是这样的，这两天我到处找她，可怎么都找不着，就联系了她几个朋友。结果发现她给我说的好多事根本就是假的。说实话，我这两天真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听刘飞说，你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她好朋友，所以我想你肯定对她特了解，就想问问你有些事。听我这么可怜兮兮一说，电话那端静静的语气稍微缓和，说想知道你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是吗？我说，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吧。静静说，跟那种人在一块你能不上当才怪——那还不是明摆的事？我这几天都在店里值班，走不开，你要有空、又不怕死，就过来吧！我说那太谢谢你了，你下午6点钟以后有空吗？静静说，有，我一直都在店里，你记一下具体地址。静静让我记下的地址是三里屯一家酒吧。这几天非典肆虐，酒吧也几近停业，她哪儿都去不了，一直在店里看门。
那天为了打听周小萍的下落，我冒着生命危险，戴上十八层口罩，坐了辆出租车去见周的一位闺中密友。车开到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司机回过头说轮胎爆了。我说，哦，爆了。司机把已经有些发黄的口罩往下拉了拉，说三里屯就在前面，步行也就五六分钟。我只好交钱、要车票、朝他指明的方向前进。走了20分钟，没见到一家酒吧。于是在一条河边，我走上前问站岗的武警，三里屯在哪儿？武警伸出手，示意要我不再接近，说，顺着河边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左走就到。我就顺着河边走，一连见到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围墙外隔上十几米就有一名全副武装的武警，路上还有使馆的“奔驰”、“宝马”穿行而过。我内心一阵激动，心想俺去的驻外机构大概也就是这样吧，看上去好爽呐。
还有个问题我一直在路上问自己：你为什么非得找到周小萍呢？是啊，我看上去好像有点吃饱了撑着了。
静静打工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推开玻璃门，左边是一扇紧闭小木门；正前方是木质的楼梯，顺着楼梯可以上到二楼；右边是一间小屋子，隔着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形，有帽子、项链、小手表、时髦的背包，等等，都是一些小巧玲珑的时尚玩艺。上了二楼，里面看着挺大。楼梯旁边是吧台，其余的都是桌椅。有的地方放着书架，书架上摆放着文艺青年或者小资们喜欢翻的书，比方说梵高的书信、王小波的小说、史铁生的散文、戈达尔的自传。墙上还挂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上面还有留言，大多笔迹飘逸，像是喝醉了酒，什么我很冷、我好恨你、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活得不耐烦可是又不想死。酒吧深处据说是三四个包间，我没有进去，因此不晓得其间奥妙。
静静在这家酒吧大概是个领班之类的。正如打听到的，静静和周小萍从小长到大，直到高中毕业。初三，静静和周小萍同在一班。她们的物理老师不是个糟老头子，而是刚从大学毕业风度翩翩的帅哥。那时候，周小萍和静静含苞待放，正是花季时节。为了能和帅帅的物理老师接近，她俩的物理成绩都名列前茅。两人在高中仍在一班。从高一开始，周小萍的男朋友越来越多，范围也从校园延伸到区内，以至北京市的各个角落，颇有“打西单、震东单”的气势。当然，还包括她们所称的“北漂”。而后，酷爱艺术的静静报考了中戏表演系，但是文化课没过线，所以没考上。因为钟爱的艺术，她没时间认认真真埋头于题海，最后考上了北京一所破破烂烂的大学。而周小萍同学，靠着父亲塞给招生老师的10万元人民币，进北京一所名字很响的金融类院校。考上大学后，两人变化都很大。周小萍越来越像金融家的女儿，静静越来越像不得志的文艺青年。毕业时，周小萍自然不用找工作，就在她老爹统领的保险公司实践，同时做好去瑞士自费留学的准备；而文艺青年静静，因为各种原因没找到心仪的工作，辗转反侧，最后到了这家酒吧，想过自己曾经梦想的自由生活。
根据静静的转述，关于最近发生的事情卖保险的那帮人是这么说的：周小萍前几天已不幸染上SARS。染上SARS后发生的事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种说她只是疑似病例，还没有最后确诊；一种说她目前正在紧要关头，如果能挺住就大概没什么危险，如果不能那就小命不保；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周小萍开始发烧时，她老爹就租了一架飞机，直接把她送往香港治疗。对于最后一种说法，我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觉得香港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特别是个非典病人。可是静静吐了个漂亮的烟圈，不屑地笑笑，说人家有钱什么干不了？我仔细一想，觉得也许存在这种可能性吧。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有钱过，靠着可怜的想象力，我无法推断出有了钱到底能干出多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关于周小萍的问题，我已基本打听清楚。我对自己说：姓周的就像个噩梦，过了今天你彻彻底底把她忘了就是。就像高中时每次我和宽宽一块看通宵录像后内心都愧疚不安，我们往往会双眉紧锁、咬文嚼字地说：过了明天，重新做人！
《毕业一年》第四章42
4月30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今天是“劳动节”前的最后一天。早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列出“相信科学、抗击非典”征文大赛的提纲。这玩艺我放假期间琢磨琢磨，放假之后再花两三天的时间写写，应该能搞定。桌子对面，芳芳继续转移电脑里的私人文件，把那些东西剪贴到自己的移动硬盘中。我偷偷看着她，心里不是个滋味。老李已经开始让她进行工作交接了——就是把手头的 工作整理分类、最后写成一份详细的工作交接报告。芳芳说有个工作了一两年的学英语语言学的硕士来接的她工作。现在经济不景气，又是非典时期，招聘一个这样的女娃还是很容易的。而老李上班后没跟我俩说一句话，一直躲在他那边，也不知道在干吗。
中午我和芳芳戴着口罩去食堂买盒饭。两素一荤，这是雷打不动的。我要的是炒土豆片、炒青菜、回锅肉；芳芳要的是鱼香茄子、海带丝、宫爆鸡丁。我现在一闻到食堂里的味道就想吐。这下倒好，搞得办公室也是这种恶心的气味。我吃了一半，终于无法忍受，把饭菜统统扔到厕所旁边的垃圾桶里。正从厕所往回走，碰到芳芳。她一脸苦相，也说实在是吃不下去，再吃就要流鼻血。我双目圆睁，说不会吧，怎么会鼻血呢？芳芳说，小弟弟你有所不知啊，我一吃食堂的饭就上火，脸上常有要长美丽青春疙瘩豆的趋势。我说，我没有见你脸上长东西啊。于是芳芳像电视里那些做广告的美女一样，说两年多了，我一直都在吃排毒养颜胶囊！
昨天晚上从静静的酒吧回来已经很晚了，到宿舍又和刚刚看完书的宽宽聊了一会儿。吃完饭愈发困倦，就关了电脑的显示器，趴在桌上睡了一会儿。睡得很香，连梦都没做一个，不料稀里糊涂就被芳芳推醒。芳芳说马上在三楼会议室开会，赵处长也去。我迷迷糊糊地说，干吗啊？不就开个会吗，怎么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芳芳说，你这个榆木疙瘩，明天不是要放假了吗？我哦了一声，在桌上一大堆文件里翻出我开会专用的笔记本。用了快一年了，本子上已经画满了领导和同事们的素描。估计到七八月份，得换个新本子。
我在厕所洗了把脸，匆匆忙忙赶到三楼会议。赵处长和老李还没到，对外合作处的小兵小卒却已经到齐。平时开会，要是领导没到，我们这帮年轻人之间还会打打闹闹，异性之间甚至还会开个无伤大雅的黄色小笑话，往往是男的一脸坏笑，女的花枝乱颤。今天个个一脸严肃、正襟危坐。难道今天他们就要宣布赴驻外机构工作的人员名单吗？我想不至于吧。这么想着，就看见赵处长和老李进来了。两人一边往里走一边窃窃私语。赵处长坐到椅子上之前还看了我一眼。我一惊，一下出了一身冷汗。
赵处长讲了大概5分钟吧。主要意思是说明天就要放假了，从春节到现在这三个月大家都很辛苦，也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特别是目前北京处在非常时期，而对外合作处的工作人员，上上下下、男女老幼，在这个非常时期仍然坚守岗位。这种忘我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值得大力提倡、大力表扬。她又说五一放假期间，大家在好好休息的同时，要注意安全。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人员不得离京。有未经上级许可擅自离京者，发现后要受到严厉的行政、经济制裁。即使呆在北京，也不要去人群聚集的地方。不要这、不要那，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