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华出不起路费，钱是筹来的。就这样他们从义乌转到上海，从上海到东京，跟在王选身后，就像一群惊惶失措的小鸡跟着母鸡。
“平生第一次到法庭啊，紧张得就听见自己的心怦怦跳！”在向法庭递交完诉状后，又到日本总理府内阁亚洲司外事审议室去请愿。“当时我们要求出来接见的日本官儿向他们的首相桥本龙太郞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被允许讲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我要把我们村里的整个受害情况说出来。王选在我身边用眼神鼓励我，有王选在我就不怕了，我知道就是我讲错了，她也不会翻译出来。”
接着王选带着他们到日本一些城市去演讲，每到一处都是王选将他们崇山村的话翻译成日语。
在日本六个城市的巡回作证揭露中，王晋华感受到了日本两种力量的对抗和角力。一部分人是承认历史并愿意作出承担的。另一部分人是坚决不承认历史的。在金泽，一个出了很多731部队老兵的城市，王晋华在向日本市民揭露细菌战暴行，有一些人就开着车放着高音喇叭来捣乱，喇叭的声音压倒了演讲的声音。
在另一个城市名古屋，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向王晋华跪下了，他举着父亲的穿着日军军装的照片，向王晋华道歉。他的父亲曾经在中国杀过人。两种力量的较量让王晋华明白了：中国人责任重大，这段历史必须进行清算。
东京地方法院审理的第一阶段是听取原告代表对受害情况的陈述，这些战争的亲历者和遗属们都六七十岁了，没有文化，平时不但没有上过法庭，有的人连远门都没有出过。让他们在法庭上大胆地发出声音，并且用准确的语言在规定时间内表达清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有大量的陈述书需要写，有大量的帮助、培养、训练要做。王选希望中国农民在日本法庭上的形象是有理有据，条理清晰，沉稳而有智慧的。
2001年12月26日，法庭第27次开庭，也是一审最后一次开庭，王晋华又来到日本。这一次他被安排了十分钟的法庭陈述。讲稿是事先写好的，他也反复练了很多遍。
“法庭里很静，很严肃，真的是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我的对面就是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我要从座位上走下去，站到证人席上，做十分钟的法庭陈述。”王晋华说，“我开始讲话。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看到听众席上的人都很认真地听我说。我的眼前出现了崇山村死气沉沉连鸡叫声都绝了的情景，我想起小时候听到鬼子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听到鬼子来了就躲到地里的生活。我记起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敢穿白的红的衣服，怕太显眼招鬼子。想到我一个个死于鼠疫的亲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乡，谁请你们来了？真是欺人太甚！我感到了愤怒。我突然明白我是带着愤怒来日本的，今天我要把这个愤怒吐出去，我就不怕他们了。”
记者在崇山村采访，一个满脸皱纹的黑瘦的老人走上来，递过来一张名片：
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崇山代表
王 锦 悌
住址 浙江省义乌市江湾乡上崇山村
邮编：322000
电话：（0571）5791×××
记者发现，崇山村有名片的农民不在少数。他们见到记者或者关心细菌战诉讼的人就会主动走上前，递上一张名片，然后端着一张充满笑意和谦卑的脸，眼睛望着你，等着你发问。
中国人需要向世界诉说（4）
王选称他们为“世界名人”，他们长着一张世界人都认识的脸。王锦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名人”，他多次到日本出庭、演讲。
在他的家乡上崇山村，他是最积极的调查分子。今年七十一岁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名重炮炮击距离测量员。现在他的炮兵才能用在细菌战的调查和细菌战纪念馆的修建上。
在上崇山村村头的山墙上，立着一块红色琉璃瓦的牌坊，上面是崇山村细菌战受害图。被日军焚毁的房屋，黑色字体书写的死难者名单。图旁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青山绿水犹记悲剧；下联是：立志图强不忘国耻。
在村庄最显眼的位置上，村子最高处房屋的青黑色为基调的飞檐下，刷着一块鲜红的标语，上面写着九个黑色的大字：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这些，都是这个七十一岁老人的杰作，是他写给崇山村、写给中国和世界的名片。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说出这句话的王锦悌很谦卑，笑起来黑洞洞没有牙的嘴让他看起来更苍老。他生活得很贫困，大儿子智残，每天呆坐在门口，家徒四壁。但是从他空荡荡的堂屋里一眼望出去，就是那块鲜红鲜红的标语。细菌战诉讼让这个贫寒而普通的老人身上有了别样的气质：硬骨、尊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战争受害者的个人权利从来没有得到过关注和伸张。个人权利和战争的苦难感受长期处于被漠视状态。细菌战诉讼让他们发现自己有权力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个人从来没有那么重要过。
义乌原告的觉悟之高，出乎记者的想象。在他们的语言表达里，你总能听到尊严、和平、人类这样的远非一个普通农民经常会讲的话。
这是一种觉悟，这种觉悟是从“我”出发的，而不是外在强加的，它是一种油然的喷发和表达，它出自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一种力量，是中国民间稀少的珍贵的力量。
原告团秘书何必会把这种力量称为中国乡间的人权革命。他说，这场诉讼是场跨世纪的大诉讼，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大政治事件，诉讼带来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场发生在中国乡间、普通百姓当中的人权革命。涉及的内容是民主、法制，个人的权力和尊严。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跨越的一个过程。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长久的。
王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带着中国的农民自己去争取权利，让细菌战受害者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她引导中国的老百姓走向国际，这样的工作在中国少有人做，而王选做了。她走到农民的家里，向农民们动员；她站在田野里，大声地宣讲和鼓动；她带着农民进城，到日本，到美国，到世界上更多的地方，让他们在世界面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王选超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
王选带给中国知识界的冲击是长久而深远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距离太远，做具体琐碎事的人不多，投身这样的事业的人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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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1）
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悖论，王选常常被人问：到日本和日本人打官司，官司能不能打赢？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见了日本人就浑身发抖，她们的怀疑是根本的，发自内心的。她们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黑暗的日子。王选看到了，心里很难过。为了日本人的傲慢，王选和日本人争吵。王选也在做百姓的抚慰工作，那些她插队时常去家里玩的亲戚、老乡，见到了王选就安定下情绪来，他们不相信日本人，但相信王选，王选的话让他们放心。
“打了那么久，又不赔，就不要打了嘛！”好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对细菌战诉讼意义的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打官司磨出来的，不去打这个官司，不把中国人的苦难拿到世界拿到人类历史上去进行比较，怎么会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王选说。
在多次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后，王选会变得不耐烦：“你问这样的话就是无知！谁是输赢的最终评判者？仅仅是日本法官吗？因为注定要输，我们就可以不打吗？！”
但是打下去谈何容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8年，40多次开庭，每一个原告到日本出庭一次的费用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义乌的细菌战诉讼全部都是民间自发行为，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原告出庭要自己掏费用或者到社会上去找赞助。
王选和王培根在义乌动员了他们所能动员的全部资源，学生、朋友、部下，年年都要去做筹资的工作。“年年如此，大家都受不了了，一开始大家给钱痛快，后来也就难了。”
这笔数字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就连王选的母亲都受不了了，一开始王选回国经常住在母亲家里，后来母亲对王选说：“你不要住我这里了，你住一个月，电话费就要3000多块，我怎么能受得了？”
2003年11月，王选应一家网络公司之邀到宁波商谈捐款，可结果是现场筹款不足2000元。本来按计划将与100位企业家具体商谈筹款事宜，并商讨成立一个日常性的机构来处理各方捐款的，谁知到现场的企业家寥寥无几。开设在《浙江日报》的捐款账户的进账虽然有1万多元，但其中的1000多元是宁海中学的数百名学生积攒的零花钱。
一次王培根和王选在义乌筹钱，到了一家单位的三层楼前，王培根说：“我上不去了，实在不行了。”他的严重的哮喘犯了，三层楼都是畏途。王选架着他上了三楼，要了万元，给三个原告凑了路费。
王培根记得，第一次筹款筹集到的是7万2千元，这是从200户（个人或工商企业）集来的。几个人分了工，一家家地跑，50块、100块。“凑一个人的飞机票是很难的。”王培根说。如果情况好，一次筹集10多万元，但这也就是一次去日本开庭的花费。
尽管很艰难，王选还是给原告团讲，我们不能总用日本人的钱。日本提供的赞助也是市民团体的人到处化缘来的，诉讼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总依赖别人。
2005年7月19日，二审宣判，需要更多的原告和支援者去日本，王选在4月底就前往义乌筹钱。此次的目的是组织一个50人的声援团，前往日本。为了让义乌人能够痛快地前往日本声援，声援团被设计成声援之后变成日本经济考察团。组织者们用心良苦，如果只是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