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挥腥貌健５胶罄矗�1974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93000名战俘全部被释放了。
7月3日，我们乘机返回拉瓦尔品第（当时的巴基斯坦首都），大家情绪高涨，与来的时候截然不同。当我们走下飞机踏上红地毯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在机场欢迎父亲。“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父亲向群众发表讲话，“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这不是我的胜利，也不是甘地夫人的胜利，这是巴基斯坦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胜利。在经历了三场战争后，两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和平。”
1972年7月4日，《西姆拉协议》获得国民议会一致通过，连反对党都予以赞赏。《西姆拉协议》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与此相比不幸的是，同年由人民代表制定的巴基斯坦第一部民主宪法，却没有获得国民议会的一致通过。一年后，国民议会才一致通过了这部###宪法，即1973年宪法。1973年8月14日，我们全家列席了议会会议，坐在总理包厢里，经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宪法得到了全国一致支持，各地区领导人、各宗教领袖以及反对党都不例外。作为国民议会多数派的领袖，父亲成为巴基斯坦总理。
直到四年后齐亚推翻我父亲并中止宪法，巴基斯坦人民享受到了巴基斯坦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带来的基本人权和权利保障。1973年宪法严禁种族、性别和宗教歧视，保证司法独立并与执法机构分离。巴基斯坦第一个代议制政府终于有了法律章程，并以此为根据对国家进行管理。这就是沃马克教授在讲课中让我永志不忘的“特许权力”。
1973年春，我准备离开哈佛时，美国宪法因水门事件生动鲜明地展示了其力量。尽管户外气候温和，校园里在举行飞盘比赛，我们许多人还是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水门事件听证会。天哪，美国人民正在运用民主和宪法的手段把他们的总统赶下台。尼克松结束了越南战争，打开了通向中国之路，但即便是这样强势的总统，也逃不脱国家法律的惩罚。我曾读过洛克、卢梭、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关于社会和国家的本质以及保护民权的著作。但理论是一回事，看着它被付诸实践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水门事件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普罗大众都接受的法律，而不能是某个人制定的朝三暮四、独断专行的法律。一年后，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辞职，最高权力的交替平稳顺利。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可以时常变更，但宪法长久不变。而在巴基斯坦，我们却没有这么幸运。
离从哈佛毕业越来越近了，想到就要离开坎布里奇，就要离开美国，我越来越伤感。我和几个朋友，包括彼得？加尔布雷思，都已经被牛津大学录取，但是我并不想去。我已经熟悉了坎布里奇和波士顿周围的道路，我对地铁路线也最终彻底搞明白了，我认识、理解了这里的人民。我曾请求父亲让我去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继续深造，但他不同意，坚持要我去牛津。他写信给我说，在一个地方呆四年足够了，如果你还在美国呆下去，你就会在那里扎根，再也不想离开了。你该换个地方了。
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逼迫我。但我能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是他承担了我的所有学费和各项开支。我别无选择，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母亲赶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她和刚在哈佛念完一年级的弟弟米尔帮我收拾行装。我和室友约兰达？科杰茨基送掉了家具，取下了我们贴在墙上的画报。房间里空空荡荡，学校运动场和校园书店的书架上也空空荡荡——大概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飞机从洛根机场起飞，我从空中尽力看了最后一眼波士顿的轮廓。我在法林地下室购物，在德金公园的公共餐桌上吃东西，为了忘掉那场输给波士顿大学的曲棍球赛，去看电影《卡萨布兰卡》。人类已经登上月球，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参观了月球上的尘埃。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不禁想起彼得、保罗和玛丽的歌词——“我即乘机离去，不知何时复归。”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1）
1980年1月，被囚禁在阿尔—穆尔塔扎的第三个月，我的耳病又犯了，耳朵里开始嗡嗡地响。1978年我被囚禁期间就犯过。当时卡拉奇军管当局派来的医生诊断说是耳听道发炎了，再加上我每两周都要乘飞机去看望一次监狱里的父亲，加重了病情。那位医生在我鼻腔里灼烙了—下，疏通了耳咽管。现在，我又开始听到以前的那种嗡嗡声了，感觉耳压越来越大。当地的医生来看过，但耳朵里还是响个不停。我请求狱方找来那位曾在卡拉奇为我治过耳朵的医生，他们却带来一个我没见过的医生。这位医生倒是彬彬有礼，说话声音柔和。“放松，你是过于紧张了。”他一边检查我的耳朵一边安慰我。
“哎唷！”我叫道，“你弄得很疼。”
“不要神经过敏，”他说，“我只朝你的耳朵里看了一下。”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枕头上有几滴血迹。
“你把耳鼓膜捅穿了，肯定是用发夹弄的吧。”这位医生再来看我的时候说。发夹？我为什么要把发夹捅到耳朵里？他开了两种药，让我一天吃三次。但是所有这些药片的作用就是催眠，而且每次我醒来时总是头晕脑胀。到了第三天，我还是不能早起去花园，厌食犯困，甚至连刷牙的力气也没有了。母亲见了很害怕，把剩下的药全都扔掉了。
以后许多天，耳痛时重时轻，但耳朵里的响声不断增大。“嗡嗡、嗡嗡……”弄得我无法入睡，得不到一丝安宁。是当局派来的医生故意戳破了我的耳鼓膜，还是医疗事故？“嗡嗡、嗡嗡……”，耳朵里感觉鼓鼓囊囊，听不清声音。
为了分散注意力，我白天就在花园里拼命干活。汗水流进耳朵穿过耳膜上的孔，淋浴时水又渗进了我的耳朵。我当时并不知道，医生也没跟我说，应该保持耳部干燥，否则水进入穿孔的耳朵会造成化脓。“嗡嗡、嗡嗡……”
晚上我无法入睡，便在阿尔—穆尔塔扎的院子里踱步。阿尔—穆尔塔扎跟克里夫顿70号一样，也被反复搜查过。这里的东西不是被挪走了就是不见了。曾祖父传下来的古董枪被当局查收后都封存在花园的储藏室里。军管当局的人每星期都到阿尔—穆尔塔扎来查看贮藏室的封条是否完好，好像我和母亲会用那些古董枪打开一条逃生之路似的。
我经过空荡荡的藏枪室，这里曾经是我们家的餐厅。我来到墙壁上镶着木条的台球室，当年我弟弟曾在这里和从牛津来看我的朋友比试球技。台球室内的桌上放着一件陶瓷工艺品，它原来是摆在客厅里的，造型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国人，四周围着很多小孩。我把它拿起来，放回到原来的地方。父亲很喜欢这个陶瓷人像，他经常开玩笑说，他曾经打算养一群孩子，组成一个板球队，但是考虑到教育11个孩子的费用太高，所以他才决定只生我们四个。
“牛津、牛津、牛津。”他已经把这个词汇灌输到我们几个的脑中。牛津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与英国的历史密切相联。英国的文学、教会、皇室、议会都与牛津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承认美国教育非常发达，但是相对宽松。牛津大学将使我们接触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严谨的纪律观念。我们四人一出生，他就希望把我们送到那儿去深造。作为老大，我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有幸在政变毁掉我们家之前从牛津完成学业的。弟弟米尔在第二学年开始后不久便离开了牛津，为营救父亲在英国四处奔波；而萨娜姆则从来没有到过那里。我的牛津岁月让父亲重拾对母校的记忆，对他来说意义特别。
“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看见你正沿着我22年前在牛津的足迹向前走。”1973年秋，我刚到牛津不久，父亲就从拉瓦尔品第总理府给我写信，“你在拉德克利夫求学，我感到高兴，不过我没在哈佛呆过，所以没法想象在拉德克利夫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现在，我能真真切切地看见你在牛津，就跟当年我在那儿一样，走在校园道路的鹅卵石上，踏上一级级冰冷的石阶，穿过一扇扇知识宝库的大门，你负笈牛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们祈祷，我们希望，这个已经实现的梦想将把你带进为民众服务的终生伟业。”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2）
父亲当年初到牛津时应该比我刚到的时开心得多。在哈佛，我和室友有自己的套间，这儿却没那么好。我在玛格丽特女生楼里有个单人房，但是很小，而且只能用过道上的公共盥洗室。没有自己的电话，只得依靠大学里陈旧过时的电报系统，往往要两天才能通上信儿。同我那些热情的哈佛伙伴相比，英国人显得很矜持。一连几个星期，我都去找一起来牛津的那几个美国同学作伴。还好父亲不断来信关心我，给我寄来了一件古罗马印刷品，那是他1950年挂在牛津基督学院自己宿舍里的。“在你去牛津前，这个东西对你不会有任何意义，”他从阿尔—穆尔塔扎给我写信说，“现在我把它寄给你，或许你也想把它挂在你的房间里。”我把它挂在了自己的墙上，感觉到一股延续的温情从巴基斯坦的泥土地上一直伸展到牛津校园一尘不染的道路上。
父亲还告诫我说，与哈佛不同，牛津将教会我如何在压力下工作。当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的导师每周都要我写出规定的两篇文章时，我不得不承认父亲说的没错。同样，他鼓励我参加牛津学生社团也是很有远见的。
牛津有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从社会主义者、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俱乐部到划船、打猎俱乐部，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最有名气的要数牛津辩论社。它创立于1823年，仿效英国下院的模式，一直被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