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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先祖选择这种态势也许是不自觉的。因为从地理方位说，中华文明的西部、北部边缘是茫茫戈壁，西南边缘是世界屋脊，客观上使远征的军队无法出入；从文明类型上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耕文明，而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基本生态是聚族而居、春种秋收、男耕女织，在本性上不谋求万里之外的领土统治。中华民族的第一图像是长城，那也只是自己的篱笆和护墙而已。开始修筑时只是为了防范，但在里边住了千百年，也就渐渐养成了群体自理。消极的．是太封闭，积极的，是不远征。
这次沿路看了那么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远征军的城堡、战壕后便想，等这次旅行到达终点，我要向长城敬个礼，因为我终于明白它的基本含义是安分守己。如此庞大的文明一直采取这个态势，实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幸事。
除战争之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失序。战争对文明的破坏，首先从破坏秩序开始。这种破坏也包括侵略者在动员和组织战争时对本国文明进行军事化的优捍。
即使没有战争，文明自身也无法抵拒失序趋向。多数文化行为在自我伸发的时候，往往无法协调自己与别种文化行为的关系，结果造成大量高智能的纷争。有时，这些高智能纷争还需要低智能的势力来进行粗鲁调解，这种可叹可笑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充分证明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文明也能直接导致失序。
那么，如果让文明拥有权力，会怎么样呢？许多盛世由此出现，但文明和权力毕竟是两个秩序系统，至少在古代一直没有找到协调之路，因此两方面迟早产生抵悟。两方面力量越强，抵悟也越严重，而严重抵梧的结果必然是严重失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在社会秩序上反而远远比不上其他地区。
平心而论，对这一点我过去感受不深，只觉得秩序是一种天然存在，差别在于要老秩序还是新秩序。我们这一代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老秩序奋战，试图在各个领域建立新秩序，却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如果完全没有秩序，既没有老秩序，也没有新秩序，将会怎样？
这么一想，我们平日在理念间的对立，其实还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个体制长、那个体制短的讨论，其实始终停留在相近似的语法系统里，否则何以讨论得起来？这次考察使我们看到了抽去了平台、失去了语法之后的情景，一种匪夷所思的失序。
一千公里、一千公里地看过去，总是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穷人站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上。让这些穷人弯下腰来把垃圾清除掉，然后给一点酬劳，酬劳来自合理的税收，这就是社会管理，说起来容易，但能够做到的地方却很少。一代代下来，很多穷人已失去劳动习惯，肥沃的田野没什么人在耕作。极少数人暴富，住在城里，其中几个在玩政治。以前在电视里见过的一些风度翩翩的政治人物，都被对手指控为大贪污犯，住玖寸手也相差无几。更可怖的是，怎么选举、怎么投票，总也逃不出这．几个圈子，这几个家族。赤地千里，饿汉遍野，与他有1 无关。于是，不仅道路破败、卫生恶劣、人口爆炸完全没有人管，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区域不在政府军警的控制之内。有些地段政府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公路，路边的广阔土地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世界。
我一再站在这样的土地上傻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呢？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甚至对以前觉得不应该采取的强烈手段，也可以理解了。想一想，怎么才能使这密密层层蓬头垢脸、目光呆滞的人群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然后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呢？这是文明的起点，居然直至二十世纪末，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进入，很多地方还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对一种悠久漫长的文明来说，为了避免无序的损害，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努力组建一个既有文明职能、又有管理权力的弹性体制。这也就是在文明和权力还没有产生严重抵梧前，为秩序争夺时间。
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仕而组建文官体制的办法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文明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我在《 十万进士》 一文中曾作过系统分析，而这次到其他几个文明发祥地一看，更明白那实在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天才创举。
选拔这些文官的标准，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恰恰注重“治国平天下”，不是空论玄谈，因l 比确实也能把地方L 的事情管起来。不断选拔、不断考试，又使儒家文化拥有了大批的研习者和多对了者，它也就活生生地延续下来了。中华文化既没有在无序中崩溃，也没有在无效中风干，都与此有关。
一九丸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Fi ； hTail 切d 郎旅馆
迷味与保守
博克拉的风景之美使我很难静心写作，老是东看西看，直到夜间才安定。昨夜我干脆灭了灯，点燃桌上的蜡烛写作。想到这是在雪山下的一间山．屋里，真觉得奢侈。今天清晨，我独自早起，过河去看被旭日染红的雪山顶端。拉筏工人双手拉起在河水里浸了一夜的冰冷绳索，对我说：“你真幸运，雪山被云罩了五天，今天才露脸。”
雪峰下万籁俱寂，我还在延续昨天的思考，寻找着几大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
我想，人类的古文明除了被远征的马队拖垮、被野蛮的战火焚毁、被无序的乱脚踩踏、被纷争的怒气掩埋外，还有不少导致衰落的自身原因，例如迷昧和保守。
文明需要钻研，因此又极容易钻牛角尖；文明需要自重，因此又极容易打湘；文明需要传播，因此又极容易夸张― 这一切都会导致迷昧，而种种小迷昧如果膨胀成大迷昧，则又成了自我毁损的灾难。这种情况最集中地体现在宗教狂热上，我们一路上感受极深。
大凡高层文明总以理性为基石，包括宗教在内。例如我们最近逐一拜访的释逸牟尼山洞苦修、树下悟道、开坛讲学的一系列遗迹中，就看不到迷信和偏激的痕迹。其他宗教在创始期大多也清朗可鉴，但时间一长，信徒一多，很容易失去精神之度，渐渐在内外争逐中发生蜕变，在编制神话、排斥异端、约束行为、解释教义等方面走向极端。甚至还会发动宗教战争，酿成人间惨剧。有时在同一个宗教内部，也血流成河。
回想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尸横遍野的场面与宗教战争有关？这实在是与宗教创立者的慈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了。宗教战争是州种精神扫荡，专选别人的文明动刀。为此，连印度靠宗教征服而掌权的莫卧儿王朝统治者阿克拔大帝都天真地企望各派宗教联合互融成一个新的宗教。他没有做到，遗憾的是，我们走了这一路，目睹宗教纷争仍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麻烦，而到下个世纪也苛良难乐观。有些宗教还滋生出另一种恶果，那就是无视正常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使大量的人群只考虑生前和死后的事，把现实人生过得一塌期涂，不忍卒睹。在北非和西亚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南亚，那些庞大的极度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像我们曾经见过的贫困，而是表现出一种漠然于教化和劝谕的故意。这显然已经不全是经济、政治原因，而与长期的宗教误导有关了。这已经一再地造成自己民族的文明衰弱，而且还会继续毁损其他文明。
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影响自己对人类历史上』 吓些崇高的宗教精神的尊敬和虔诚。这些宗教精神曾开掘和维持了．人类的高贵内质，协调了人与宇宙的和谐关系，并创造了灿烂的艺术天地，永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中华文明缺少崇高的宗教精神，这是事实，却也因此避免了宗教迷昧的全方位侵害。中国文化自古至今都“重实际而默玄想”，从内容到形态都诚实人世、经世致．用，不怎么追求彼岸世界的缥缈图像，因而也摆脱了离开此岸世界后淹没在水中的危险。
中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接受了佛教，但在古代一般扫－人中，往往是立足儒学，兼信佛道，而且对佛教也作了靠近亲情伦理的改造。这样一来，这种宗教信仰也就紧贴着现实生活又时时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了，不大可能再陷人整体性迷昧。
中国古代对各种宗教的弹性态度，一定会引起不少“原教旨主义者”的否定。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制造那么多人类灾难的，恰恰就是他们。毁坏多种文明包括宗教的，也恰恰是他们。
文明衰落的另一个自身原因，是保守。
文明越伟大，就越有理由保守，但保守是违背文明本性的。
文明的本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建立一种维护创造的秩序。保守留下了秩序，丢掉了创造。
这种情况往往无可避免，因为多数古代文明的发达都与专制君主的支持有关，不管是挤寸内的政治需要还提岁寸外的征战需要和自卫需要，都会导致文化的保守形态。两河的巴比伦文明和埃及的法老文明延续很长时间却不大有变化，便是例证。
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
相反的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不以希腊为中心，却雄辩证明了像希腊文明这样的古代文明，一旦摆脱保守的阴影，赋予新的创造活力，将会产生何等壮关的结果，可惜这样的复兴没有在其他几个文明中出现。这中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埃及的那些祭司，印度的那些僧侣，甚至包括前面所说的原教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