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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了。早先，有人低声对我说，指向右边表示要工作，指向左边表示无力工作和有病在身，会被送到一个特别的集中营去。于是，我静待发落；身上的背袋沉甸甸的，使我稍微歪向左边，但我奋力站直。挺进队的这位长官打量了我好一会，似乎在犹豫。而后，他伸出双手，搁在我肩上，我努力显出精明的模样。最后，他非常缓慢地把我扳向右边，我便向右边跨去。
当晚，这种“指头把戏”才告揭晓。原来这是第一次的淘汰与判决——判决我们究竟是生存或丧命。我们那一梯次，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判死刑，而且是在几个钟头之内立刻处决。所有被叫到左边的人，当时立刻由火车站直接遣送到火葬场。一个在火葬场工作的人就告诉过我，火葬场那栋建筑的门上，用欧洲各种语文写着“洗澡间”字样。进门时，每名俘虏都会收到一块肥皂，然后——唉！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不提也罢！反正这种恐怖的事情，许多书刊都已经报道过了。
我们这些幸存的少数，当晚就获悉真相。我向几名曾在那边工作过的俘虏打听消息，因为我的一位同行兼好友潘先生被送到那儿了。
“他是被叫到左边的吗？”
“对！”我答。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们说。
“哪里？”我问着，有人伸手指向几百码外的一支烟囱。一股火焰，正由烟囱口喷向灰蒙蒙的波兰天空，消失在一片不祥的烟雾里。
“你的朋友就是在那里，他飘到天堂去了。”我听了，仍然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对方只好用普通的语句另外解释一次，我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此处所讲述的，并没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由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从火车站破晓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历程，一直要等到我们在营中歇息下来，度过第一夜才止。
在挺进队的警卫持枪戒备之下，我们奉命由火车站穿过通电的带钩铁丝网和营区，奔向清洗站。我们这批通过了第一关的邋遢人，在这儿可以说真正享受到洗澡的舒畅。“缓刑错觉”也因此再度有了个明确保证，连挺进队员似乎都和蔼可亲。可惜不多时，我们看出了和蔼可亲的原因。这些队员只要看到我们手腕上带有手表，对我们便亲切有加，并且鼓起如簧之舌，以万般善意的声调劝我们把手表交出去。既然我们什么东西都得充公，为什么不干脆交给一个看起来比较和气的人呢？说不定，有朝一日他还可以帮个大忙哩！
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那小房间似乎是消毒间的休息室。挺进队员出现了，并摊开几张毯子，要我们把身上一切物品，包括手表、珠宝全扔进去。有几个俘虏还天真地问说：可否留下一枚婚戒、纪念章或幸运符什么的，使得在那儿充当助手的几个资深俘虏为之发笑不已。到那个时候，每个人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一切物品会被搜个精光。
我曾试着向一位资深俘虏吐露我的秘密。我偷偷溜到他身边，指着我外套暗袋里的一卷纸说道；“你看，这是一本学术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怎么说。你会说我能够保住老命已经该谢天谢地，不敢再有非份的奢想了。可是我实在克制不住。我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保留这份手稿。这是我这辈子的心血结晶。你知道吗？”
嗯！他是知道了。他脸上慢慢绽出一个笑容，起先带着悲哀，继而变成逗趣，而后现出嘲弄和侮辱的表情，最后他以营中俘虏惯用的一个字汇，答复我的问题：“狗屎！ ”就在那一刻，我认清了眼前的现实，并且抵达了我第一阶段的心理反应的最高潮：我挥手斩断过去的一切。
突然间，大伙儿骚动起来，一个个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站着，并且议论纷纷。此时，刺耳的吆喝声再度响起，我们在哨子的催促下赶忙跑进堂前的休息室，然后在一个挺进队员四周集合起来。此人一直等着所有的俘虏统统到齐，才开口说道：“我给你们两分钟，并且用我的手表计时。在这两分钟内，你们要脱个精光，并且把所有的衣物放在脚板前面。除了鞋子、皮带或吊带，或者疝气带，其余全部不准留在身上。我就要计时了——开始！”
大伙儿不假思索，立刻急匆匆地宽衣解带。时限愈短，每个人就愈形紧张，笨手笨脚地扯着内衣裤和鞋带腰带。不久，一阵鞭打声响起，原来是皮鞭打在赤条条的人体上所发出的响声。
后来，我们被赶到另一个房间剃毛，不惟头发、胡须都要剃掉，连身上任何部位的毛也得剃个精光。接下来便是到淋浴间．大伙儿再度排队。此时，每个人几已面貌全非，彼此间差不多都认不出来了。差可告慰的是，有些人发觉莲蓬头上的确有水滴下来。
等候淋浴时，全身的赤裸，使得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此际，我们除了这光秃秃的一身，的的确确是一无所有了；就连身上的毛发，也已经被剃除净尽，仅余这赤裸光溜的身体。我们还有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以同过去的生活产生关连呢？我个人，还有一副眼镜和一条皮带，可是隔没多久，我就不得不用皮带去换取一片面包了。拥有疝气带的，倒是多了一样值得庆幸的东西。当晚，管理我们那间茅舍的资深俘虏在致词欢迎我们的时候，就严正地警告说，如果有谁胆敢把钱钞或珠宝缝进疝气带内，他一定会亲手把那个家伙吊到屋梁上。说着，他指了指上头那根横梁，并且骄傲地说他资格老，按营规他有权这么做。
说到鞋子，事情可没这么简单。我们虽然有权保留鞋子，但拥有适脚鞋的人，最后都不能不予以放弃，换来一双不适脚的。更苦恼的是，有些俘虏听从了资深俘虏在休息室内的善意忠告（表面上似乎是善意的），便把过膝长统靴的上半截切掉，并用肥皂涂去切痕，借以掩饰。可是，挺进队长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招，因此每个有嫌疑的俘虏都被叫到隔壁一间小屋里。不久，皮鞭的呼啸声和挨打者的号叫声隔墙传来，而且持续了好一阵子。
某些人心中尚存的几个幻想，就这样逐一归于破灭。意外的是，大多数人心头渐渐滋生出一股顽强的幽默感。我们知道，除了这可笑的赤裸之身，我们已别无他物可供丧失。当莲蓬头开始喷水，我们全都努力地寻开心，努力开自已和彼此间的玩笑。毕竟，莲蓬头总算还喷得出水来哩！
除了那股奇特的幽默感，我们的心头另外还蟠踞着一种感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我以前也体验过，那是我碰到某种奇特境遇时的一个基本反应。每当我遭逢意外，处境危险，在紧要关头之中，我所感到的只是好奇。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全身生还，或者负伤而归。
即使在奥斯维辛，冷静的好奇心仍然凌驾一切，使得理智能超越周遭的环境，进而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在当时，培养这种心境，是为了保护自已。我们急于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后果又会怎样。譬如，当我们淋浴完毕，身体赤裸而还湿漉漉的，却要站在户外忍受着晚秋刺骨的寒意；当其时，每个人对下一个“节目”就十分好奇。往后几天，这种好奇渐渐转变成惊讶：惊讶于自己居然没有感冒。
大凡新到的俘虏，总有一箩筐类似的惊奇等着他去发掘。如果他是医科出身的，那他一定最先发现教科书全是在扯谎！譬如，我就记得教科书上说过：人如果每天没有睡满一定的钟点数，就活不下去。这真是大谬不然。过去，我一直深信有些事我就是办不到或无法适应：比如，我没有某样东西就睡不着，我没法跟某种人或某种现象共处于同一个屋檐下。可是在奥斯维辛的第一晚，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睡的是一层层搭架起来的硬木板床。每张床宽约六尺半到八尺，却挤了九条大汉，而且九个人分盖两条毯子。当然，我们只能侧卧且彼此紧挨着身子。这样倒有个好处，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按规定，鞋子是不准带上床的，不过，有些人还是偷偷把沾满泥垢的臭鞋垫在头下当枕头，免得使都快脱臼了的手臂还要为“曲肱而枕之”而受罪。怪的是，睡神依旧光临，让大家在黑甜的梦乡里得到几个小时的解脱。
还有些我们居然都能忍受的境遇，也值得一提。我们无法刷牙，维生素又严重缺乏，奇的是，每个人的牙龈反而远比以前健康。同一件衬衫，我们得穿上半年，直到毫无衬衫样为止。由于水管冻结，我们常常一连好几天不能洗澡（即连局部冲洗也不行），然而手上擦伤发炎之处，却不因为工作得满手污垢而化脓（当然，冻疮则又另当别论）。还有像浅眠易醒者，以前只要隔壁稍有轻响，立刻会惊醒过来，如今身边紧挨着一个鼾声如雷的家伙，却睡得香甜万分，丝毫不受干扰。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这句话究竟对不对，我会说，“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怎么适应的。”只可惜，心理学研究目前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我们俘虏在当时，也还没达到那个境界。当时，我们仍处在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
每个人差不多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即使为时十分短暂）。这是由于境遇的无望，无时无之无日无之的死亡威胁，以及目睹他人惨死的惊惧使然。我基于个人的信念（这容我稍后再述），在营中的第一晚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