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5）怪不得司徒雷登头疼！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关心的学校。”（6）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来。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他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7）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份之一的款项作为奖学金。但是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他的灵魂人物。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3）
1929年10月31日燕大隆重举行海淀新校舍落成典礼，参加典礼的校领导、来宾、教师走向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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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与之相比，司徒雷登没有说出过这样的名言警句，但是在他心里对于这一点却深以为然。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钟翰等等，则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 （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 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8）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段情形，是他的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经过不懈努力使他获得和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交谈之后。但是司徒雷登的冷汗没有白流，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因为他觉得给燕京的不是五十万，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不过这次律师答应得就比第一次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联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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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注意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后所说的那句话，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完全是以一个中国人自居并为此感到欣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在当时的燕大师生当中受到极高的推崇。而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
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当时对于当时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它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讲演。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二百人出席了这次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10）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4）
司徒雷登对学生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没有哪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11）他回头一看，正是他们的校长司徒雷登。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中国其他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 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学生们正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在那次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12）近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是在燕京大学这所美丽的校园内最先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他所有的朋友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所以，很快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让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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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13）
日本人对燕京大学并非没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