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挨饿。我想派你带工作组先到
新都县搞个试点，你看行吗？”
“行，我马上出发！”
贺龙看着还像当年跟自己转战湘鄂边界的他，心头无比高兴，用手示意让余秋里坐下再说。“这次下去不仅任务艰巨，生活艰苦，而且也有很大危险。现在土匪活动很猖狂，不断袭击我们的征粮队伍。你要去的新都那边也很乱。我给你派一个连怎么样？以防万一。”
余秋里“噌”地从椅子上坐起：“不用。我一个班都不带。只要一辆吉普车，两个警卫员！”
贺龙笑了，“那你也得小心些。”
“是。”
爱将走后，贺龙理了理小胡子，重新点着烟斗，终于将心思收回到下一步进军西藏的问题……
再看往征粮征程上行进的余秋里。风风火火，腰上别着盒子枪，坐在吉普车上，那只空洞洞的衣袖边是警卫员兼司机正全神贯注地将车行驶在崎岖颠簸的小道上，后面是持枪警惕巡视着道路两边的警卫员小张。
余秋里往后看了一眼，笑问：“小张，别那么紧张。几个土匪真有那么可怕？”
小张擦擦额上的汗珠，说：“首长，你可不知道，我原来的营长前些日子也是出去征粮，他们还是全副武装地住在一户贫农家里，结果有地主半夜向土匪通风报信去了，后来他们把我营长他们二十多个全给杀死了，而且还将尸体挂在村口的树上示众，扬言说谁要给共产党和解放军送一粒粮食，他们就要谁家的一颗脑袋。”
余秋里听后没有说话。
到达县城后，听取当地县委领导汇报情况后，有人问：“首长你住哪儿？我们保证给您找个安全的地方。”
余秋里跳上吉普车，问：“你们说这儿哪位地主的名气大？我就上他家住。”
随行人员不解其意，惊恐万分地：“首长您的安全我们可要负责啊！”
余秋里没有说话，坚持道：“你们领我上大地主家就行，别的不用管。”
住进大地主家后，县委领导怎么也不放心，非说要派个武装排来保护首长。
余秋里生气了：“我是来征粮的。你们团团把我围住了我找谁要粮食去？”他又转头问大地主的房东：“你对他们说说，我住你家，还用得着他们派队伍来吗？”
老地主毕恭毕敬地：“不用不用，我、我这儿也有几支枪，保护首长的安全还是能起点作用的。”
县委领导无奈，只好撤出，临走时把大地主叫到一边，严厉地：“放明白点：要是我们的首长出了事，你们全家人就得全见阎王去！”
老地主吓得连连称“是是”。
几十年后，小女儿晓阳看了父亲回忆录中的这段往事，问父亲为什么这么胆大？
父亲笑呵呵地说：这叫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嘛！你们不想想，我住在老地主家，他老地主能不想想现在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住在他家，如果一旦出了事，他负得起责吗？这不。我住那个地主家，他后来不仅天天亲自布置自己的家丁负责我的安全，而且再不敢向附近地区的土匪报信说他们家、他们村有征粮的共产党队伍了。相反还要不停地派人到周围地区探听土匪活动的情况。地主老财才真正怕出意外呢！
原来如此。
事后贺龙听了爱将的汇报，笑呵呵地称赞不已。可不，以前派出去的征粮队伍，他们一般都住在贫民家里。一住下，反动地主就偷偷给周围土匪送信，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同志经常惨遭杀害。
余秋里的这招治得地主老财们有苦难言。西南征粮食工作因此由被动变主动，半年功夫，整个川西征粮工作进展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为稳定部队和当地的民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为大部队继续西进备足了物资。
当年１０月，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成立，余秋里被任命军校副政委，校长和政委是刘伯承。不多时，刘伯承奉命进京城筹建陆军大学，这边的军政大学有余秋里全面负责。当时他手下有两大要员，一位是教育长徐特立，一位是政治部主任刘华清。
４０岁那年，余秋里被一纸调令，调往北京的中央军委主持财务部工作。第二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一时刻对军人们来说是难忘的。
次年，余秋里任军委总财务部部长。
又次年即１９５７年５月，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合并为总后，余秋里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后政委，时年４３岁。总后部长是洪学智上将。
作为解放军三总部的首长之一，余秋里与罗瑞卿也算是老交情了。现在就看交情深不深了。
“余秋里啊余秋里，你一下就要改编我们的３万部队呀！”罗瑞卿摇晃着他那高大的身躯，
不停地用手指着余秋里，又是摇头，又是笑声：“就你想得出来！你可真会找窍门啊！”
“总长，我们有困难，是实在没得办法呀！”余秋里解释，一脸真诚和恳切。
罗瑞卿一挥手：“没问题，自己人嘛！我去向主席报告一下。”说着，就进了毛泽东住所。
余秋里还是不放心，又跑到贺龙和刘伯承房间。
贺龙笑眯眯地嘴上叼着烟斗，眼睛半眯着朝余秋里直使眼色：你还不向刘帅说话。于是余秋里就赶紧向刘伯承汇报来龙去脉。
“对头嘛！打虎要靠亲兄弟，出征还得父子兵！我赞同你向部队要人去！”刘伯承连连点头。
余秋里听了喜从心头涌。他看看贺龙元帅，元帅正理着浓浓的小胡子朝他挤眼呢！
“报告二位老总，主席请你们到他那儿去。”有工作人员进屋说。
“余部长，主席请你也一起过去。”工作人员补充说。
原来毛泽东是想了解松辽的情况呀！余秋里进了毛泽东的会客厅才知道。
机会难得。余秋里知道今天的汇报直接关系到军委主席毛泽东及几位军委副主席给不给他３万部队的大事。于是他用简单而明了、有力而急切的口吻讲了几十分钟时间，尽可能地把松辽油田的现在情况和未来前景及组织大会战的事让毛泽东和元帅们听后产生深刻印象。
“好……好嘛！这很好！”效果达到。毛泽东不停插话，一脸满意之色。“听说你们有个报告，要搞会战。好哇！准备上阵喽！”
元帅们频频点头，一片附和声。
有戏！余秋里站起身，向毛泽东一个敬礼：“报告主席，我可以走了吗？”
“好，上阵吧！”毛泽东笑眯眯朝余秋里扬扬手，然后问老帅说：“你们看他的事行吗？”
“很好。就得这么干！”老帅们异口同声。
“谢谢各位老帅！谢谢各位首长！”余秋里又向元帅和军委领导们敬礼。
正是一路东风劲吹，大地到处春光明媚。
从广州回到北京时，周文龙副部长向余秋里报告说，总参谋部张爱萍副总长已经在给他的信上作了批示，同意从军队里拨２至３万人给石油部。
余秋里喜上眉梢。
２月２２日，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决定动员３万名退伍兵给石油部”的指示，之后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了３０００名转业军官，他们中不少是党团员，有的还是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中央考虑的要比石油部自己想到的还要周全。
余秋里仿佛感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年代。
那段时间里，石油部大楼就像大战前的总司令部，一份份调兵遣将的命令和通知，发往全国各油田、矿区、院校和研究机构……
“我去！”
“我们队全体报名！”
“请批准我吧，我已经把铺盖都卷好了，只等坐火车了！”
“……”
在石油部“开赴松辽前线，迅速拿下大油田”的战斗命令下，各地石油人无不以最高昂的战斗姿态，投入了紧张的会战行动。真是了不起！真是一群和平建设时期“最可爱的人”。各地石油人个个以参加会战为荣，人人都像战士上战场一样摩拳擦掌地争着到松辽去。从干部到工人，谁都生怕自己掉队。许多单位从动员到出发仅两三天时间就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他们纪律严明，完全是军队的作风。从西北来的队伍，必经北京换车，多数人是第一次到北京，连上天安门广场照个像的难得机会都顾不上就搭上了北去的列车。石油部机关则组织了以老红军、行政司司长鲍建章为首的迎送队伍，在火车站又是敲锣打鼓，又是送饭递茶，北京火车站一时间成了“石油人”的天地，好不热闹！
我采访在北京站附近住的一位老人，他风趣地回忆说：那会儿北京站上，今天是一批批头戴羊皮帽的人上上下下；明天是背着辣椒、扛着凉席的一群群人进进出出；后天是那些抬着锅碗瓢盆、举起红旗的队伍又是唱歌又是呼口号的人在站台上蹦蹦跳跳，嘻嘻哈哈，我们还以为要去解放台湾的部队呢！可看他们手里又没拿枪，没拉炮，又觉得不像。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是到北边去抱“金娃娃”的。那时大庆油田还是保密的，石油工人们很神气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工作是保密的，不能随便告诉人呢！
干保密工作的人那时特别吃香。石油人的自豪劲儿难以言表。
再看看“总司令部”的石油部机关：部长余秋里和副部长们一派作战姿态，各种地图、战斗命令，电话铃声，甚至相互指责和骂声不绝于耳……
“报告部长：玉门局的先头队伍已经到达松辽的安达！”
“报告部长：新疆局的队伍今天已从嘉峪关抵达北京！”
“报告部长：四川局的同志说明后天就可以全部到达目的地……”
“北京石油学院的师生们问他们什么时候启程？”
“研究院的几十名教授请求部里让他们到最前线接受任务！”
好么好么！老康，文龙，还有人俊，你们分别给他们布置一下各自的战区位置！大会议室里，余秋里右手叉腰，左边的那只空袖子则随着他走动的身子在来回甩动。
好么好么！“拔萝卜”、“割韭菜”、“切西瓜”好！独臂将军不停地甩着空袖子，嘴里喃喃有词地说着。办公厅的人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