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与国家- 第93部分

从1982年开始，那年5月我第一个是看了大港，8月看了大庆，10月看了中原油田。1983年5月我看了克拉玛依，8月看了长庆。这一次是第六次，来看你们。（热烈鼓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还是积极改正错误嘛！（全场欢笑）。

我还有一个心愿，我现在68岁了，只要今后能够走得动，我准备看遍全国的石油基地。（长时间热烈鼓掌）

石油战线上的同志们，是值得看望的。为什么呢？至少有两大理由：第一大理由，是石油战线具有光荣的历史……第二大理由，就是石油战线是我们四化建设的先锋……

……昨天听了你们汇报，我们几位同志在那里开动脑筋想，你们能不能搞出个第二个大庆？这个话首先不是我讲的，是秋里同志提出来的。（秋里同志插话：对，我讲的。）他讲的嘛！如果说这是向你们“发难”的话，首先不是我，是他呀！（热烈鼓掌）

我们这样的大国，一个大庆就是不行。我们希望有第二个大庆，第三个大庆……几年以前，有的同志说要想办法搞十来个大庆。我觉得如果真的搞十来个大庆，有什么不好？（热烈鼓掌）我们不赞成的只是认为很快就能搞成十来个大庆，那就办不到了，那就是主观主义了，想得太急，想得太快了。那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大庆，想找第二个大庆，别处找不到，就首先找到你们了！（热烈鼓掌）你们要首先建成第二个大庆。当然喽，困难是很多的，但条件也有嘛！可能性是存在的！有困难，要克服困难，才是好样的嘛。刚才秋里同志讲的，第一要靠志气。我还想加一条，也是秋里同志讲的，一方面要发扬优良传统，一方面要钻研新的技术。要有新思想、新技术、新办法。过时了的老框框、老思想、老办法，我看不要留恋。今天早上，我的秘书找了一份材料给我，是一个美国人叫华莱士？普拉特写的，叫《找油哲学》。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反对找油上面的保守思想，是反对老框框。所以，我说第一要有志气，要发扬石油战线上几十年来的优良传统。第二要努力掌握新的本领。如果有这两条，建成第二个大庆是能够实现的。

我提的“第二个大庆”，是有个注解的。大庆现在核实的地质储量是30多亿吨，年产量5000多万吨。我昨天同你们的李晔同志讲，我说你产量达不到5000万吨，但如果地质储量先搞到30亿吨，产量又逐步上去，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比其它油田多，那也叫大庆嘛！叫第二个大庆嘛！大庆是老大，你是老二嘛！（热烈鼓掌）……

最后，我想起了我们的延安呐！我是抗大的学生，你也是抗大的。（秋里点头：我也是抗大的学生。）我们抗大的学生在这里。抗大当时有个校歌，叫“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胡邦同志高兴地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将军跟着唱。全场热烈鼓掌，也是很多人跟着唱，情景极其感人。）

你们这时不叫黄河之滨吗？你们这里也是黄河之浜。下面还有几句，我就不唱了。叫“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当时是1938年。现在，我就把它换那么几个字：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要靠我们打头阵……”（长时间热烈鼓掌）

胡耀邦最后还有一段话，他深情而又期待地对胜利油田的职工们说：“还有半小时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总而言之，希望你们要做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祝你们加油干！1989年在天安门上同志见！

激情澎湃的总书记不曾想到时隔七年后，中国的政坛发生了连他这位总书记都不曾想的一幕。他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石油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胜利油田在他的那曲改编的“抗大歌”鼓舞下，捷报频传，每隔十天半月就涌现出一口千吨高产井——

1984年2月23日：桩西10井，日产3635吨

1984年3月15日：郑4井，日产1095吨

1984年5月18日：桩古21井，日产2700吨；

1984年5月19日：郑14井，日产1202吨；

1984年5月31日：邵4井，日产1117吨；

1984年7月1日：桩古9井，日产1085吨，

1984年9月12日：桩古15井，日产2023吨；

1984年9月27日：桩古14井，日产1076吨；

1984年12月16日：桩古25井，日产1087吨，

……

真也是神了！如此密集的高产井，大庆不曾有过，中国不曾有过，就是世界上著名的油田也是不多见的。胜利油田的消息传到北京，胡耀邦十分高兴，约将军和康世恩，在中南海自己家里请李晔吃饭。饭后，总书记又委托将军出面主持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请胜利油田的领导干部吃饭事宜。

3月28日，余秋里以中共政治局名义，在人民大会堂请胜利油田的领导干部吃饭。参加的有王震、姚依林、陈慕华、郝建秀、康世恩、王丙乾、宋平等人。石油部长唐克同志陪同参加。席间，将军说：总书记告诉我，要我代表政治局继续分管石油。王震不愧为沙场老将，指出：在搞第二个大庆问题上，小心有人吹冷风。像这个房子里一吹冷风，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受不了，就会感冒，就得住医院，弄不好还得送了老命！……不知老将军何所指？其实，这两顿饭吃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并不重要。而它再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耀邦对胜利油田创建第二个大庆的关切。

后来有人批评“十来个大庆”是典型的“假大空”。李晔等“老石油人”坚持认为要把这事说说清楚：首先是不宜随随便便地就给搞石油的人戴上“假大空”帽子。因为石油工业是极具风险的行业。它的运作比不得其它基本建设项目。比如修建一条公路，建设一个工厂，多少投资，几年工期，达到什么标准，事前大体可以框算清楚。但石油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一切都只有依靠间接手段来评估、设计、计划与攫取。既是高科技又具高风险。由于条件不同，认识各异，往往为一个地区有油没油，油量多少，投入多少，计划大小而争论不休，反复数年乃至数十年。如果一味谨小慎微，并斥责有前瞻性的设想为“假大空”，那石油行业只好是无所作为、停滞不前了。自批石油“假大空”以来，我们可以举出若干个实例，证明这种批评错了。要知道，提一个偃旗息鼓的计划那就是无所作为，提一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又被斥为“假大空”。该怎么办呢？与其无所作为，无法向国家向人民交待，不如肩负“假大空”的“十字架”前行。真心搞石油的人只有一个“期盼”：让历史与时间来摘掉这顶“假大空”的帽子。

以余秋里、康世恩为首的中国百万石油人、特别是像李晔等一批立志“建设第二个大庆”的石油战线上的栋梁们，在之后的那些年里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可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骂他们是“假大空”者有，说他们“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者有——最有力的“证据”是几年前沉没的“渤海二号”最典型。甚至有人借机把过去曾经捧为大庆油田开发经典的“先生产后生活”口号也拿出来批判。

“扯蛋！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吗？了解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是在什么情形下进行的吗？”将军火了，虽然他已离开战线多年，但谁想否定大庆、否定大庆精神，他绝对不会答应。

提起这类事，李晔无法平静，他在一番激烈的痛斥丑骂之后，给我这样聊道——

他们说余秋里同志当年提出“先生产后生活”是不关心职工疾苦，这是完全不符合当时我们石油工业和国家所处的实际情况的。要知道，石油业是个极具风险性的行业。你设想规划好了这儿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油田，可常常实际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五十年代，在新疆独山子地区，由中苏联合规划开发的独山子油田。按照前苏联的基建程序，先修建了一些职工宿舍楼与生活区，等入住完毕，再着手开发油田。结果事与愿违。独山子油田面积极小，职工生活区的设施大量闲置，造成不应有的浪费。这类事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玉门油田也发生过。当时玉门发现白杨河油田后，人们兴高采烈，但又无经验，在没有搞清油田面积、储量时，就先盖了几幢大楼以便职工使用。最后这个油田面积很小，产量很低，并不需要很多人管理。结果，那几幢大楼成了野黄羊的栖息地。这种“先盖楼，后找油”的教训还不十分深刻吗？余秋里和康世恩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自然更懂得应该从这样的教训中吸取什么，所以后来在大庆会战时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战斗口号。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余秋里的一贯思想。相反，“总后”政委出身的第二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同志一直把抓职工生活问题当作出生产力的“动力”，甚至在像“三年自然灾难”时期他亲自动手抓职工生活，其情其景，凡是石油战线的老职工都会记忆犹新。说得再心平气和些，诸如“先生产后生活”、“先生活后生产”还是“生产生活一起抓”一类问题，对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看来，它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这个连哲学家都难于扯不清的问题。更何况，余秋里一向主张生产是第一位的，而保证生产能不能快速发展，职工的人心、人气又是最关键的，而要保证人心、人气始终处于高昂之中，生活问题必不可忽视。几乎可以这么说：在众多的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能够像余秋里这样既懂得如何抓生活、又亲自上灶能炒出几个拿手菜、在桌台上也能“指点江山”的美食家并不多。

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石油工业出现过一段痛苦的争执与滑坡现象。这既与当时国家刚刚起步的四个现代化快车有关，也与社会上有人借拨乱反正、批“极左”有关，加上生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