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沈维翰如获至宝，因为李渤海是唯一一个被捕并叛变、而且又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这个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深得少帅信赖与赏识。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2）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汇报》上还有一种说法，与沈维翰的回忆类似又不尽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变：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交通员，并将负责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及李大钊等均隐蔽在俄国兵营内。不久，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的交通员，这人叫李大成。特务们把李大成押到前门内顺成街警察署司法处，警察局侦缉处长吴郁文亲自审讯，软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稀里哗啦全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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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脱身机会（1）
进入4月，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
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4月4日，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听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杨度，字皙子，民国时期的名士。他组织过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的“筹安会”，也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官，此时是联军总参议，暗地里却帮着国民党在各军阀之间周旋。那天，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回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此话怎讲？”杨度追问。汪大燮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辞，赶紧离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杨度早在1922年就在孙中山家里结识了李大钊，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李大钊了解军政内幕。俄国兵营里住着李大钊，杨度是知道的。当晚，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据说，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马上离开了俄国兵营。可惜的是，李大钊却没有走。
李大钊为什么没走？对这个问题，80年后几经争论，迄无定论。
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里提到过王德周（追随李大钊多年，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的一段回忆：“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谈，北方区办公地点需要赶快想办法，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当时李先生的答复是，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星华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断地飘舞盘旋。
既然已经在销毁文件，就说明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在王德周的印象里：“二十八号小门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不是毫无准备，把所有文件，放在炸药的下边，在小门里边看着，如果特务们来了，或发现枪声，就马上用电流通电把它们都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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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脱身机会（2）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这个“事”是什么事？今天已无从知晓。它可能是指策应北伐的各项工作，也可能是某件具体事情。但它一定与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大业息息相关，与北伐战争的成败息息相关。与它相比，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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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1）
因为涉及外国使团，警察厅这次的行动可谓煞费苦心。
动手前，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一个名叫吉世安的警察，最后一次确认李大钊在不在俄国兵营里。这个吉世安从译学馆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京师警察厅做外事工作，跟驻华的各国使馆都有公私来往。他跑到苏联大使馆，先以私人关系找到了使馆秘书毕德诺，假称自己跟李大钊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给李大钊，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国兵营里去，想请毕德诺代转。
所谓的信其实就是便条一张，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没有上下款。毕德诺一看也没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国仆人来，让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国兵营，交给李大钊。吉世安由此确定，李大钊彼时确在俄国兵营里。安国军总司令部便命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马上动手。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节，天清气朗。一早起来，星华、炎华姐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母亲赵纫兰带了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
吉世安这天也起得很早。因为身负特殊任务，他一起来就换上了中式斜大襟蓝褂子，布褂长及膝下——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警察，打扮得像个仆人。
包括吉世安在内，京师警察厅这天派出了300多人的行动队伍。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这当然就是做个样子，因为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的默许。据说，这位张大帅派人对公使团一通吓唬，说是苏联使馆里至少有4000多支枪械，共产党可能要搞暴动，对公使团很不利。对红色苏联本就充满敌意的公使团，也就以“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的托辞答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晨报》上有详细的记载：上午10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好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过往行人都觉着不大对劲儿。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李星华当时就和父亲在一起，她在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被捕（2）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警察们在绑走李大钊的同时，也没有放过李星华。他们用一条白绳捆住星华的胳膊，拉着她飞快地走出东交民巷，往北穿过邮政总局门前，把她从一个便门带进了警察厅。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赵纫兰母子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从敌人的角度上讲，这次突袭搜捕行动很成功，可谓“人赃并获”。为此，吉世安带着十几名仆人打扮的便衣，在大部队之前就赶到了苏联使馆。他们在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以作识别。10个人首先跳墙进去，外面巡风的人就装作在马路边上晒太
阳。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在行动开始时迅速搜查和保护“证据”。
吉世安在解放后交代说，他们闯进去时，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着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水银灭火，以防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
据说，当天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李星华看着警察和宪兵来来往往地把一筐筐书报和文件抬进了警察厅的院子。他们像一群捕到猎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着。
各方营救（1）
军阀料想了搜捕时的种种，大概没有料想到引发的社会影响之大。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