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玉凡印象最深的是她遇到的5个“戴呆子”。她感觉这5个戴呆子其实是一个人，但不同的记录里，他们遇害的时间不一样，遇害的地点也不一样，遇害的方式还不一样。“但我发现这些错位的信息，彼此都有联系。有的资料写他遇难时在估衣廊133号，原住址是韩家巷6号。有的资料写他遇难的地点是韩家巷6号。这可能是调查时发生了混淆。有的资料写他在日本兵强奸一个妇女时闯进，被日本兵枪杀，有的资料就直接写枪杀。”种种迹象表明，这5个人名，其实是一个人。
如果遇到实在难以决断的时候，颜玉凡就去请教馆长或者标上注释，她从不敢擅自删掉一个人名。“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我承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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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之间（2）
在取舍时，最让她感到痛苦的是那些被排除在《名录》之外的生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东京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到1938年1月底这6周，空间范围则是南京特别行政区划内11个区。“不是说，这之外就没有屠杀，只是，这6周是屠杀最惨烈的时候。”
但这样的划分，使相当一批遇难者和幸存者被排除在《名录》外。颜玉凡记得，一份记录中，南京郊区有一个村因为拒绝为日本兵提供“花姑娘”，全村的人都被杀了。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人。但这个屠杀却发生在1938年4月间。由于时间不符，只能从《名录》中删除了。
这种抉择让颜玉凡非常难过，“很多在那6周被杀害的人，想找到他们的名字都办不到，而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却不能收录进去。”
可是，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理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朱成山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地点是有明确概念的。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真实地记录历史。如果任凭感情驱使，扩大《名录》的范围，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又会找到否认这段历史的口实。”
第一批《名录》出版了，数据库中原有的9600多个遇难者名字，最终只收录了8242个。
那些逝去的面孔（1）
《名录》编辑将近尾声时，朱成山觉得只有名字和简单资料，那些遇难者还是很抽象。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有很多遇难者生前的照片。照片中，那些逝者一个个笑靥如花，幸福地依偎在一起。而大屠杀来临时，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无情地摧毁了。“如果我们能找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形象，那对于今人来说，将是极大的震撼。”
但70年前的中国，有照片的人寥寥无几。“能照得起相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当时，有些积蓄的人家都逃出南京了，大屠杀中遇难的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他们怎么可能有照片呢？”
况且，经历70年，那些老照片能保存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我从一份档案上看到，1945年一位父亲给南京国民政府的呈文后面，曾经附上两张他遇难儿子的照片。60年后，这份档案上标明，照片已遗失。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曾面向社会征集过遇难者照片，但几年过去了，只收集到20几张照片，有的还是画像。这与30万的死难者人数太不相称了。
怎样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朱成山在思索。
一天，他在南京太平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商场里有人正在用电脑给顾客画像。这一幕触动了他的神经。“可不可以采用电脑画像的方式来给遇难者画像呢？”回到馆里，他马上让工作人员寻找电脑画像的设备。几经寻找，他们终于在山西找到了一套用于刑事侦查的电脑画像软件。软件中存着几百张人的五官类型，按照幸存者的描述，把这些五官拼起来，遇难者的形象不就出来了吗？这个发现，让他们非常激动。
软件买来后，纪念馆工作人员燕龙溪和司机小孙开着车，带着设备开始了对幸存者的走访。时隔70年，那些幸存的老人还能否记得当年亲人的相貌，燕龙溪没有把握。走访了几家之后，他发现很多老人都清晰地向他描绘出那些逝去的脸。那段惨痛的经历，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画像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燕龙溪发现一个问题。由于这套系统原来是为公安部门作刑事侦查用的，所以图谱中没有老人和小孩的资料。怎么办？他们只好求助于软件开发商。
为此，两个山西工程师特意赶到南京来为他们改进系统。图谱需要大量真人的照片作素材。燕龙溪又拿着照相机，到幼儿园和小学去给孩子拍照。“当时也不敢告诉人家是为了给遇难者画遗像用的，怕人家忌讳嘛！只能含糊地说，留作素材。”
一辆车，两个人。一年间，燕龙溪他们在南京跑了将近10万公里，走访了上百名幸存者，360多幅遇难者的遗像画出来了。70年后，很多幸存者看到死去亲朋的形象，非常激动。他们说：“像！像！就是他……”
那些逝去的面孔（2）
有的幸存者知道这个消息，全家扶老携幼到馆里来画像。给燕龙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90多岁的老爷子，当年是国民党守军。去年夏天，他自己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到馆里画像。临走时，燕龙溪怕老人出事，想送他回去。可老爷子执意要自己骑车回家。
虽然大部分幸存者都对电脑画像很认可。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满意，梁强说：“电脑画像毕竟是拼起来的，很多人像都是平面的。一个人像不像，有时候就是一个神态。”电脑拼出来的人，显然没有表情。
为了能画出更生动的遗像，纪念馆联系到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玉彪，请他来为遇难者画像。张玉彪爽快地答应了。
几个月间，张玉彪跟着燕龙溪走访了30多个幸存者。画像前，张玉彪会先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与遇难者找到联系。那些惨烈的历史，深深触动了他。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幸存者常志强。
1937年，常志强只有9岁。大屠杀来临时，他与父母、姐姐和4个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疯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现，瞬时杀害了他的6个亲人。他的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坚持着给他年仅两岁的小弟弟喂奶。常志强看到母亲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赶忙用小手捂上去，嘴里还念叨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我给你捂着……”但常志强留不住妈妈的生命，他两岁的小弟弟，最终也被活活冻死了。说到此处，80岁的老人已经老泪纵横。
我在南京采访时，记录了常志强遭遇的影片《南京》还在南京放映。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为此常志强接受了各地记者采访。反复地回忆显然给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我见到他时，他正戴着检测心脏的仪器，坐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惨痛的历史。当老人看到我从张玉彪那里带来的他小弟弟的画像时，非常高兴，点着头说：“像，真像！这就是小发。我这么可爱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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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记录仇恨
对于接触到大量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的编辑者来说，不带感情地记录那段历史是不可能的。
颜玉凡对此深有体会。刚刚编辑《名录》的时候，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对她来说只是个符号。但随着资料的丰富，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而她也深深地被这段历史所震撼。《名录》编辑过程中，她一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时候，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会梦到那些扑面而来的名字。”编辑即将完成时，她不得不离开这项工作，回家疗养。
朱成山记得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学生颜玉凡的信息，信息中颜玉凡说她看了老师在电视台做的节目，哭了。她问老师，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些惨烈的历史，是怎么熬过来的？
朱成山这样回复她：“带着感情去研究历史是对的，但不要带着仇恨，要有理性。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为这段历史呐喊，现在我觉得光呐喊不够，还要有理性。”
采访中，几乎所有学者都对我强调要“理性地研究”这段历史。
王卫星说，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让人类从悲剧中吸取教训。大屠杀不是哪个民族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人性的悲剧。以这样的情怀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会增长仇恨，只能让人们以史为鉴，更加珍惜和平。
他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不像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觉得，某种程度跟我们的叙述方式有关。张纯如站在人性的高度进行叙述，人道，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2005年，在南京召开的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以色列学者说：“我希望，当人类再有灾难发生时，我们不再成为受害者，不再成为旁观者，更不成为加害者。”
这，也许就是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意义所在。
血防：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
唐铮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1958年6月30日，身在西子湖畔的毛泽东主席，挥毫写下了两首后来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七律？送瘟神》。因为这两首诗，余江，这个江西省东北部的小县，从此名扬神州。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在半个世纪前，那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为了消灭为害南方12省市、威胁上亿人生命健康的血吸虫病，年轻的新中国在当时尚不丰裕的财力物力条件下，举国动员，不仅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旧中国无法想象的疫控奇迹，并由此建立起新中国最早的专项疫控体系。
华佗无奈小虫何（1）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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