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呀！”
——引自《红岩》
现实中江竹筠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化名江志伟。5个月前，她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她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走在万县地方法院街的石梯路上。下了石梯路，刚走到马路边，江竹筠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在重庆时彭咏梧因工作需要，与冉益智有过联系，江竹筠知道来人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江竹筠更觉不对，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的。江竹筠不再理睬冉益智，一扭头，绕过冉益智，径直朝前走。
冉益智急了，直接跑上前来，双臂一张，拦住江竹筠的去路。“你想干什么！”江竹筠愤怒地伸出手，想推开冉益智。但两名特务已经冲了过来，抓住了她。
其实，向特务提供江竹筠住址的倒不是冉益智，而是也已叛变的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
江竹筠被特务从万县坐船押回重庆后，关进了渣滓洞。在那段时间里，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
“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研究《红岩》史实多年，道出小说中不曾提及的狱中另一面。
江竹筠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没人称呼她“江姐”。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们日思夜想的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这个刑讯室就在渣滓洞外院，如今不准参观者进入，但每一个来此的人都会透过开启的窗子向里张望上半天。里面光线很暗，靠墙的木架上挂着一溜大大小小的铁镣，一张木桌上摆着鞭子、狼牙棒、竹筷子……即便允许人们进入，那样的一间房也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江姐”怎么喊出来的？（2）
特务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想撬开她的嘴。江竹筠疼得晕过去三次。敌人很阴毒，为了避免她再次昏死，他们一点点加劲，很疼但又不会疼晕过去。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签子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大联欢”确有其事（1）
元旦那天早上，天还未亮，女室一带头，每一间牢房同时响应，像一阵闪电，爆发了洪亮的歌声。人们纵情高歌，唱完一支又一支。
新年大联欢开始了。
——引自《红岩》
对于小说中浓墨重彩描写的那场狱中“元旦大联欢”，因为事隔多年，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各种回忆材料有不少出入。但“元旦大联欢”确实发生过，而且是发生在己丑年（1949年）的大年初一，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
1948年底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主力部队全线溃败，两种命运的决战胜负已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我党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己丑年的春节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来临了。
“那个大联欢，我是参加了的。”多年以后，傅伯雍还记得，早晨大合唱是楼一室带的头。但也有回忆材料上说，是女牢等不及先唱起来的。
反正唱完歌就是大联欢。
“罗广斌站出来，说要给大家跳个‘踢踏舞’。”傅伯雍说。那之前，罗广斌刚刚被敌人又加上一副重脚镣，罪名是给新关进渣滓洞的共产党员齐亮传小纸条。“他那哪儿是跳舞啊，其实80斤的镣在脚上也跳不起来。”老人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嗔怪一个自己厚爱的晚辈。87岁的傅伯雍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那时也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他得用手把铁链提起来，两只脚在地上前后摩擦，把铁链拖来拖去，哗哗啦啦地响，这就是他的‘踢踏舞’了。”
这时，女牢的战友们全体出场了，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
她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
一边扭着秧歌，女同志们又齐声唱起歌来。
——引自《红岩》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女牢战友们表演的秧歌都是大联欢的高潮。罗广斌在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也没忘记下这一笔：“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
杨汉秀把鲜红的被面往下一扯，腰间一扎，头一个冲上放风坝，扭起秧歌，边扭还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几个看守特务干瞪眼也没敢拦着，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成了敌人的忌惮。她其实是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因为暗中购买武器、支持地下党武装起义，在1948年8月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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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欢”确有其事（2）
就是这位有名的杨大小姐，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她却毁家纾难投身革命，改名换姓叫“吴铭”。抗战胜利后，她接受党组织的秘密任务，从延安回到重庆。党交给她的任务是：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那次秧歌舞之后，杨汉秀被杨森的一个小妾保释，接出渣滓洞。但她“屡教不改”，指着鼻子大骂杨森反动成性。“大伯父”恼羞成怒，又把杨汉秀抓了起来，秘密关押。
此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以为她牺牲在了渣滓洞监狱。直到1975年夏天，有人反映，解放前在金刚坡发现过一具女尸，尸体上还戴着手铐。有关部门组织挖掘，经过鉴定证实是杨汉秀的遗体。1949年9月23日，她被特务用一根草绳勒死，草草浅埋于金刚坡，被当地农民发现后埋葬。26年后，忠骨犹存。
1977年，杨汉秀的儿子在清理母亲遗物时，才知道她就是党组织派往重庆的“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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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池其实没挖成
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艰难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女战友，边挖，还低声唱着一首歌。
……果然，正像他昨夜想象的那样，山泉已浸满了土坑。一池清水，映着碧天，闪动微微的涟漪。
——引自《红岩》
小说中的这段情节取材于渣滓洞里真实发生的一场“饮水斗争”。
“特务每天就发一钵水，”傅伯雍用手比画着一个饭盆大小的容器。“一个牢房二三十人哪够啊，女同志生活就更困难了。”那是1949年的夏天，两个多月里，重庆没有下雨。
有天放风，难友们有了惊喜发现。“外墙墙脚有个缝缝，大概就在楼一室和楼二室之间。（墙缝）被水浸湿了，周围的地上也有湿湿的水印。陶敬之就说，咱们来挖个小坑坑，把水挖出来。”陶敬之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渣滓洞，被捕时是湖北宜昌特支书记。
“开始时候，大家的确是用手抠，水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手也破了、肿了。后来我们就想做个挖水的工具。”傅伯雍记得，想来想去，大家想到了做床板的楠竹片。牢房里正好有位难友刚收到家人送的罐头。“我们就抽出个竹片片，拿罐头铁皮把它一点点削尖。”
陶敬之有点急脾气，一心想早点把水挖出来。一轮到他放风，他马上端起盆子，扔两件衣服进去，走出牢房门。“我要洗衣服，得找楼下的傅伯雍借肥皂。”他朝看守“解释”了一句。看守一点头，他噔噔噔地跑到傅伯雍的牢房门口要竹签儿。
陶敬之高度近视，根本没注意到看守“狗熊”正死盯着他。竹签子刚到陶敬之手上，便暴露了。
“这个是谁削的？”看守特务冲着楼下八室一阵咆哮。傅伯雍站了出来：“我做的。”
“把他们拉出去！”傅伯雍和陶敬之被拽到放风坝上，收风了也不准回去。“多大的太阳啊，我穿的衣服全湿了。‘猫头鹰’还拿个木头片片，叫我们伸出手来。我们才不伸呢，他就照着我们乱打一气。”傅伯雍说。“特务打人啦！”“不准打人！”这时，楼上、楼下，每间牢房都传出吼声。特务一时被吓住，只得住手，但坚持不肯放两人回牢房。
渣滓洞监狱里有个狱医，姓刘，很同情被关押的革命者。有难友就偷偷托他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