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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读。天从来就没有亮过，反过来说，天从来就没有黑过。
学生时代的沙复明究竟太年轻了。一般说来，盲人读书都比较晚，沙复明和同等学历的健全人比较起来，年纪其实已经不小了。但是，再“不小了”，终究还是年轻。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特点，身子骨吃得亏。今天亏一点，没事，明天亏一点，没事，后天再亏一点，还是没事。老托尔斯泰说得好：身体就应当是精神的奴隶！
颈椎在沙复明的身体里面，胃也在沙复明的身体里面。沙复明在奴役它们。每一天，沙复明都雄心勃勃地奴役它们。等沙复明意识到它们吃了大亏的时候，它们已不再是奴隶，相反，是贵族的小姐，是林黛玉。动不动就使小性子。不饶人了。
健康永远是需要他人提醒的，比方说：“张三，你的气色怎么这么差？哪儿不舒服了？”在这个问题上，盲人之间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便利。鞋大鞋小，永远只有自己知道。在沙复明的生意如火如荼的时候，沙复明的颈椎和胃已经很成问题了。沙复明忍着，什么也没说。盲人的自尊心是雄浑的，骨子里瞧不起倾诉——倾诉下贱。它和要饭没什么两样。沙复明的自尊心则更加巍峨，他可不情愿把自己的任何不舒服告诉任何一个人。退一步说，告诉了又有什么用？生意这样好，这样忙，钱不能不挣。一个月就是一万多块呢。一万多块，沙复明过去想都不敢想。沙复明原先有一个长远的计划，争取在四十岁之前当上老板。现在看起来，沙复明的计划过于长远了，很有可能要大大地提前。为此，对病痛，沙复明选择了忍。再忍忍，再忍一忍吧。只要开了店，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会有人为自己“生产”健康、舒服和金钱的。颈椎，还有胃，反正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部位。沙复明是半个医生，他“有数”。说到底也就是不舒服而已。
从表面上说，是颈椎与胃和沙复明过不去，事实上，还是沙复明的职业和颈椎与胃过不去。单说胃，沙复明亏欠它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熬夜读书的缘故，沙复明从学生时代就不吃早饭了。打工之后的情形则更严重，推拿师的工作主要在夜间，第二天的早上就格外地恋床，早饭往往就顾不上了。中饭又是在什么时候吃呢？沙复明自己做不了主，一切都取决于客人。客人在手上，你总不能去吃饭吧？另一种情况也是常见的，正吃着呢，客人来了，怎么办呢？最简明的选择则是快。说起吃饭的快，就不能不说沙复明吃饭的动作，在许许多多的时候，沙复明从来就不是“吃”，而是“喝”。他把饭菜搅拌在一起，再把汤浇进去，这一来干饭就成了稀饭，不用咀嚼，呼噜，呼噜，再呼噜，嘴巴象征性地动几动，完了，全在肚子里了。吃得快算不上本事，哪一个做推拿的吃得不快？关键是又多又快。不多不行，早饭已经省略了，而晚饭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沙复明的每一天其实都靠这顿午饭垫底了，所以，要努力地、用功地“喝”。因为“喝”得太饱，太足，问题来了。一般来说，客人在午饭过后并不喜欢推拿，而是选择足疗，在足疗的按、捏、推、揉当中，好好地补上一个午觉。可足疗必须是坐着做的，一坐，沙复明的胃部就“顶”在了那里，撑得要吐。即使打一个饱嗝，也要将身子直起来，脖子仰上去——这是饱罪；饿罪也有，其实更不好受。要是回忆起来的话，沙复明经受得更多的还是饿罪。一般来说，每天的凌晨一点钟过后，沙复明就萎顿了。年轻人有一个特点，人在萎顿的时候胃却无比地精神。饿到一定的地步，胃就变得神经质，狠刀刀的，凭空伸出了五根手指头。它们在胃的内部，不停地推、拉、搓、揉，指法一点也不比沙复明差。
沙复明的胃就是这样一天天地坏掉的，后来就开始痛。沙复明没有吃药。郑智化唱得好：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
——为什么
郑智化是残疾人。为了励志，他的旋律是进取的，豪迈的，有温情的一面，却更有铿锵和无畏的一面。沙复明有理由相信，郑智化是特地唱给他听的。是啊，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其实沙复明也不需要擦干泪，他不会流泪。他瞧不起眼泪。
胃后来就不痛了，改成了疼。痛和疼有什么区别呢？从语义上说，似乎并没有。沙复明想了想，区别好像又是有的。痛是一个面积，有它的散发性，是拓展的，很钝，类似于推拿里的“搓”和“揉”。疼却是一个点，是集中起来的，很锐利。它往深处去，越来越尖，是推拿里的“点”。到后来这疼又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变成了“撕”。怎么会是“撕”的呢？胃里的两只手又是从哪里来的？
第三章小马
王大夫在“男生宿舍”住下来了。所有的“男生宿舍”都一样，它是由商品房的住宅改装过来的，通常说来，在“主卧”、“客室”和“书房”里头，安置三组床或四组床，上下铺，每一间房里住着六到八个人。
王大夫刚到，不可能有选择的机会，当然是上铺了。王大夫多少有些失望。恋爱中的人就这样，对下铺有一种本能的渴望，方便哪。当然，王大夫没有抱怨。他一把抓住上铺的围栏，用力拽了一把，床铺却纹丝不动。王大夫知道了，床位一定是用膨胀螺丝固定在墙面上了。这个小小的细节让王大夫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看起来沙复明这个人还行。盲人老板就是这点好，在健全人容易忽略的细枝末节上，他们周到得多，关键是，知道把他们的体贴用在恰当的地方。
下铺是小马。依照以往的经验，王大夫对小马分外地客气了。在集体宿舍，上下铺的关系通常都是微妙的，彼此很热情，其实又不好处。弄不好就是麻烦。这麻烦并不大，通常也说不出口，最容易别扭了。王大夫可不想和任何人别扭，是打工，又不是打江山，干吗呢？和气生财吧。王大夫就对小马客气。不过王大夫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对小马的客气有些多余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闷葫芦，你对他好是这样，你对他不好也还是这样。他不对任何人好，他也不对任何人坏。
小马还小，也就是二十出头。如果没有九岁时的那一场车祸，小马现在会在干什么呢？小马现在又是什么一副样子呢？这是一个假设。一个无聊的、无用的、却又是缭绕不去的假设。闲来无事的时候，小马就喜欢这样的假设，时间久了，他就陷进去了，一个人恍惚在自己的梦里。从表面上看，车祸并没有在小马的躯体上留下过多的痕迹，没有断肢，没有恐怖的、大面积的伤痕。车祸却摧毁了他的视觉神经。小马彻底瞎了，连最基本的光感都没有。
小马的眼睛却又是好好的，看上去和一般的健全人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区别，其实也有。眼珠子更活络一些。在他静思或动怒的时候，他的眼珠子习惯于移动，在左和右的之间飘忽不定。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正因为看不出来，小马比一般的盲人又多出一分麻烦。举一个例子，坐公共汽车——盲人乘坐公共汽车向来可以免票。小马当然也可以免票。然而，没有一个司机相信他有残疾。这一来尴尬了。小马遇上过一次，刚刚上车，司机就不停地用小喇叭呼吁：乘客们注意了，请自觉补票。小马一听到“自觉”两个字就明白了，司机的话有所指。盯上他了。小马站在过道里，死死地拽着扶手，不想说什么。哪一个盲人愿意把“我是盲人”挂在嘴边？吃饱了撑的。小马不开口，不动。司机有意思了，偏偏就是个执着的人。他端起茶杯，开始喝水，十分悠闲地在那里等。引擎在空转，怠速匀和，也在那里等。等过来等过去，车厢里怪异了，有了令人冷齿的肃静。僵持了几十秒，小马到底没能扛住。补票是不可能的，他丢不起那个脸；那就只有下车了。小马最终还是下了车。引擎“轰”的一声，公共汽车把它温暖的尾气喷在小马的脚面上，像看不见的安慰，又像看不见的讥讽。小马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了侮辱，极度地愤怒。却笑了。他的微笑像一幅刺绣，挂在了脸上，针针线线都连着他脸上的皮——我这个瞎子还做不成了，大众不答应。笑归笑，小马再也没有踏上过公共汽车。他学会了拒绝，他拒绝——其实是恐惧——一切与“公共”有关的事物。呆在屋子里挺好。小马可不想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先生们女士们，我是瞎子，我是一个真正的瞎子啊！
不过小马帅。所有见过小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他是个标准的小帅哥。一开始小马并不相信，生气了。认定了别人是在挖苦他。可是，这样说的人越来越多，小马于是平静下来了，第一次认可了别人的看法，他是帅的。小马的眼睛在九岁的那一年就瞎掉了，那时候自己是什么模样呢？小马真的想不起来了。像一个梦。是遥不可及的样子。小马其实已经把自己的脸给弄忘了。很遗憾的。现在好了，小马自己也确认了，他帅。Sh…u…ai…Shuai。一共有三个音节，整个发音的过程是复杂的，却紧凑，干脆。去声。很好听。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很帅的小马有一点帅中不足，在脖子上。他的脖子上有一块面积惊人的疤痕。那不是车祸的纪念，是他自己留下来的。车祸之后小马很快就能站立了，眼睛却失去了应有的目光。小马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