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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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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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昌济没有看错毛泽东、蔡和森,毛泽东与蔡和森也没有辜负杨昌济。蔡和森成为建党初期的领袖,毛泽东则成为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1)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刚要出门,碰巧遇上他,父子二人说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
  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在净业湖投水自尽。
  梁济认为一个朝代灭亡,没有人为其殉死,是这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
  一
  梁漱溟,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名焕鼎,始字寿铭,后又字肖吾、漱溟,并以漱溟为世人所熟知。远祖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铁木耳”,旅居河南汝阳,明朝建立后,因所居为战国时梁地,故改汉姓梁。父亲梁济,字巨川,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梁济身处国家风云激荡的年代,眼见外侮日益激烈,国势日益衰微,因而大力主张事功之学。认为一切学问都要以富国强邦为任,否则就是无用之学。基于这种思想,他痛斥八股、科举之弊,而极力推崇维新派之变革主张。
  也是因为父亲这种不同寻常的远见,梁漱溟的早年教育便注定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走上不同的路。别家的孩子进私塾大背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之类的科目,手头上常翻的课外读物则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辛亥革命也赶在此时爆发,梁漱溟抛下升学机会,到他早先便已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梁漱溟开始驾着独木舟朝国家的遇难地点出发,他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
  社会不是演出高级剧目的戏园子,各位看客们,并非皆可以穿着光鲜打扮时髦,二郎腿一跷小白眼一翻。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交易场所,时刻会有大量的鲜血和墨汁泼撒于此。无论账目现已亏空多少都得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拿破仑在火光冲天的莫斯科,眼看着周围都是狼群一般的铁甲部队,还有比荆条犀利的西伯利亚冷空气,但仍然能高声发布最为雄壮的挑战书,将自身的风度和姿态做到使人毛骨悚然。而作为一个读书人,梁漱溟似乎并不适合承受颠来覆去的无常世事。
  1958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与国民党政见不合,离开了报社。梁漱溟一开始随父亲倾向于立宪派,不久即投身革命派。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陷入军阀混战的恶性痉挛。梁漱溟开始感到由对一个事物过分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的烦躁和恶心,他整日醉心研探佛典、佛法,仍觉不够超脱,还两次企图跳水自杀。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这才从自己的精神牢狱里刑满释放。他出佛入儒,将孔子的儒家之道作为一生执著的信仰。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逝者如斯夫!”儒家的本质精神就是一汪接载了道之灵动的水,梁漱溟跃身而入,沉浮其中。
  二
  梁漱溟故居原为其父梁济的书斋,早先的门牌号是小铜井胡同1号。小铜井胡同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海西沿,西至新街口北大街,因在大铜井东面的缘故,这里自清代起被称作“小铜井”,为正黄旗地界。
  据《燕京访古录》记载,铜井胡同内原有铜制井圈,外方内圆,上刻“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雅克特穆尔自用”。在小铜井胡同被拆之后,故居改为西海西沿2号。这座老宅已经在这儿服侍了那段历史九十年。
  1952年,总政文工团征地,梁宅的西花园交归总政。作为回报,总政与政协一起将梁宅旧居翻新油饰,并在通往西花园门处增盖了三间西房。现在,除了以前的西花园还是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场所外,早先的房屋只剩下为人们不知不识的象征性装饰,不知道歇山顶式门楼,是否早已把故人咳血的纸稿扔进了岁月的废纸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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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2)
人们可以看到西北岸的小岛“屏山”及山下的积水潭。山上的绿树丛里有面红墙,那红墙是明初时为了将元代北城墙南移将水引出,由德胜桥注入积水潭,并在入口处积土为山,在山上建起法华寺,又称镇水观音庵。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修,改名为汇通祠。
  梁漱溟基本在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汇通祠前,与老友散步叙情。20世纪60年代,因要修地铁站而拆除了汇通祠,现在重建的“汇通祠”也已并改为郭守敬纪念馆。故人尚在的时候在此处远望,西山和清波都可揽入眼睛,同心流交汇。脚下的土山虽不豪然壮气,却象征着什刹海和北、中、南三海的整个水系都自西山而出,归入瀚海。如今,故人的印迹已随流水蒸发干涸。撇下眼下外表光鲜内里干瘪、靠矿泉水冲刷体内污秽的一堆“珍珠”满大街滚,它们心里永远是一粒脏兮兮的沙子而不是一滴干干净净的水珠。
  三
  1917年10月,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并因此认识了蔡元培。梁漱溟接受了蔡元培让他去北大教书的邀请,但此时的梁漱溟说得明明白白:“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梁漱溟的学历并不高,“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同时“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歇一歇,我说我不行”。
  如今社会,人们像泡温泉一般地对纯粹的学问上了瘾,整日腻在知识里不肯出来,而头脑呢?则五花大绑缠上大红绸花,供奉在书架的角落里任其落灰。对于思想,他们像大冬天冲凉水澡一般,飞快地来回蹦跳,就是不愿意安心地待在水龙头下把全身上下的劣质酸腐气洗个干净。满街上跑着、走着、躺着、游荡着,不是一个个生动的人,而是一摞塌了方的,由各种知识剪贴、拼贴而成的二手百科全书。
  梁漱溟不在乎自己没看全孔子的著作却自恃为儒子,也不看重自己虽学问一般却是个纵横捭阖的思想家。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要大家抽题目做文章,看大家的文笔如何。班里其他的学生都是抽到一个题目,写一个肯定前人所肯定、否定前人所否定的普通论文。但“我就喜欢标新立异,提到一个古代的什么人物,或者某一件事情,一般都是称赞这个人,我故意表示我不满意他,就是标新立异。我们的教员老师,有个老的先生,看到我这个文章,叫做‘翻案文章’。人家这样说,你偏那样,很不高兴,批语就批得很坏,说你‘好恶拂人之性,灾必及于自身’,你将会有灾祸,一位老先生这样批。”
  然而这位姓王的先生当时定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他认为的“灾人”,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连“文革”都被他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而且,从1966年9月21日起,梁漱溟还在手边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用写“交代”的笔,用月余时间,偷偷地写完了四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接着,又写完了《东方学术概观》。
  进入北大之后,梁漱溟展开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对中国发展的见解使得新儒家哲学在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一条如假包换的地平线,而不是等待将人绊倒的障碍物。且如果没有这种山崩地催的效果,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又怎会从梁漱溟的学生堆里被震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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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3)
但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之后,他开始剥开了一大把命运塞到他手里的苦果,既是老天给的便无论好歹都丢弃不得,他都得硬着头皮往肚里拾。
  四
  梁漱溟先跑到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结果不到一年,就杀回到北京。1927年5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他实已将乡村运动看作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1月,他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三把火烧开了他的“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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