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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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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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英美”的“大仁政”比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有悖的。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
  毛泽东当时雷霆万钧,一句顶一句,马寅初到此应该勒马。可他偏偏自行卸下宝马的鞍子,甩开蹄子做了一头“犟驴”。面对陈伯达、康生之流的公开点名批判,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除再次系统说明了他的基本论点外,还不识时务地提出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论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人口问题就像是长在国家嘴唇上边的一个大烂疮,浪费口水、无任何益处,但是马寅初还是不管不顾地强当舌头伸出去舔。
  二
  阅历了“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无数政治运动的燕南园63号老宅,对历史秉笔直书,任何人不得篡改,更无从贿赂。
  在那个浮夸、指鹿为马的年代里,能够坚持真理,敢拿生命作武器的人有几个?
  一轮又一轮的批判热潮比箭矢还要尖利,燕南园家门口的大字报一张一张,比千层饼还热乎。在北大临湖轩的一次批判会上,康生亲自上台打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面对康生和批判者们一片吠吠的###声,马寅初像一块烧红的钢条,横下心往板子上一撂,疾风暴雨的淬火当是使其至精至纯的条件。
  当主持人问马寅初还有无话说时,他猛地站起来,吼道:“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
  全场哑然。
  马寅初还不死心,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与康生、陈伯达等理论权威公开应战。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
  康生看过此文,暴跳如雷:“这个马寅初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一定要在政治上把他批臭,批倒后调离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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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3)
马寅初是站着离开北大校园的!在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里,为了鼻子里还能有一口热气,人们利索地学着弯腰、低头、甚至下跪,可马寅初一如既往地站着,他的本业就是研究人的问题,他比别人更明白一个人究竟该怎样做,才能成全自己“人”的身份。
  “什么是北大精神?所谓北大精神,即牺牲主义也,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
  马寅初站在北大,站在《新人口理论》中。
  三
  1960年3月31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回到了位于东城区东总布胡同32号的家中。马寅初不会想到,燕南园63号在“文革”时期竟成了聂元梓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大门坐南朝北,过了甬道,便是一座二层小楼,楼后是一个长着树木花草的幽静庭院。这座房子是马寅初到京任职后,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寅初,行政级别被定为“三级”,国家给他配备了警卫员、公务员和厨师等,还有一辆小汽车供他专用,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对这位老经济学家的倚重。
  现在,马寅初被撤掉了全国人大常委职位,也不再担任北大校长,只留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职,虽然生活待遇不变,但也还是体会到了由深居庙堂之上的喧嚣,一下子到闲居在家的落魄和无所适从。
  然而,这位1919年当过北大第一任教务长,当年曾协助蔡元培先生办北大,经历过一番风雨,又因反对蒋家王朝,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做了多年大牢的硬汉,是不会肯轻易向命运发牢骚的。
  1960年的一天,陈毅突然到访,元帅告诉马寅初,他是受陈云副总理的委托,专程前来探望的,他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此后,马寅初开始撰写《农书》。这是一部有关农业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他执著期盼这本书能达到《齐民要术》的层次。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1965年年底,一百多万字的《农书》终于完稿,但此书在当时根本没希望出版。
  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面对抄家风潮,马寅初的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避免灾难,马寅初的子孙们把《农书》手稿,连同装稿子的藤箱一起扔进了家中的锅炉房,面对熊熊的火焰,马寅初两行热泪砸在灰土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几道又黑又深的坑。
  “有眼不识泰山”,这并不是泰山的错。
  2001年3月28日,国务院统计局根据国务院授权发布公告:“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大陆总人口为126583万人。”
  每个人头顶着一张嘴,13亿人口要吃饭、要穿衣,可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口数字令人震惊。
  然而,细心的人还会发现,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还是中央把人口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后,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此时,离马寅初逝世已经过了整整十八个年头。
  1971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在他和家人的坚持下,经周恩来批示,1972年马寅初接受了手术治疗。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
  四
  1979年9月15日的东总布胡同32号很热闹,里头挤着北大领导及学校师生代表,他们告诉马寅初,中央做出了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及任命为北大名誉校长的决定。年轻学子捧上的鲜花向他呼出生命新鲜的香气,马寅初的眼泪往下掉,他的眼泪不只是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悲愤,也有对一个全新时代的感动。可此时这匹毛色灰白、瘦骨伶仃的“老驴”,虽有千里之志,却再没有日行千里的体力。
  马寅初于1980年3月离开了东总布胡同32号,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一走,就没能再回来。
  1982年5月10日5时,欢度了百年寿辰的马寅初,在北京医院驾鹤西去,这一年,离他1882年,在浙江嵊州浦口镇出生整整过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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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4)
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庄严降生。
  根据有关调查统计,自1982年至2001年这20年间,全国少生人口近三亿,中国正式步入低出生率国家行列。
  来自2002年这一组组的数字被扎成一只花圈,安放在马寅初逝世20周年的祭台上。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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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1)

  巨大的钢筋洋灰建筑像十五的潮水一般往上涨,紧紧地挤压到北京二环以里的人们的胸口上,呛得人喘不动气。在人们耳边作响的,并不是节日时柔和、富有生气的热闹生息,而是冰凉的、不祥的、类似于某种野兽胃部消化时发出的声响。等人们回过神来才发现,那些长相较好却野心勃勃的建筑物,早将这个东方古都的韵味红烧、将老北京人的从容和悠闲清炖了,眼下吃得只剩不堪入目的残羹冷炙。住在这儿的芸芸众生,已无法再看到那个当年曾把马可波罗吓蒙了的、中世纪气魄的都城,再也难尝到这座城市用祖制秘方所烹制的清淡生活,而只能在钢筋水泥的喂养下,咽进去满满一嘴味精香料的幻觉。
  二
  过去了的,都沉在了历史的护城河里。
  钩沉历史,人们捞出对一个人五十多年前的印象,这个人,曾经将一个偌大的北京古城扛在肩上,且一扛就是二十多年。他像一根绳索,勒进了北京古城的皮肉里;他像一瓢水,一滴不漏地灌进古城的肌肤架构之中。于是,每拆掉一个老牌坊都是挖掉他身上的一块肉;每扒掉一段旧城墙就等于剥掉了他粘着肉长的一层皮。
  他穿着比堂吉诃德身上那件还脆弱的文人的铠甲,举着比堂吉诃德手上那根还无用的学者的长矛,却用比堂吉诃德还倔强、还天真的癫狂,不厌其烦且不计结果地一次次扑向毁城大军、同他们展开力量悬殊的拼杀。
  梁启超给这位孤军奋战虽败犹荣的壮士起名叫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梁思成,12岁时随父亲梁启超回到祖国。
  1914年淡出政治的梁启超到清华大学任教,这位同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一起被誉为“清华四大教授”的昔日政治弄潮儿,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和对长子梁思成的雕塑上。梁思成在清华园随父读了《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论语》、《荀子》等国学著作。
  清华八年教育和梁启超的耳提面命,使这位生在东洋,学在西洋的“假洋鬼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土生土长的同代知识分子,有着更超然的理解和近似疯狂的偏爱。是清华园将一个年轻的梁思成交付给年轻力壮的社会,又把一个已经成熟的梁思成接了回来。
  距离产生美,远离北京老城、生活在京郊清华园的梁思成,从这时开始储藏对都城的情感。
  来到清华大学北院的住宅区,梁启超曾住过的西北角的一栋西式小洋楼,像一片已经僵化的蜷曲的蕨叶,任尔如何虔诚,也难以说服其再打开心的叶片,只有从1919年梁思成设计的王国维纪念碑上,才能勉强摸到梁思成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一点含蓄的温情。
  三
  清华园新林院8号宅院,是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时所居住的房子。
  清华园新林院如同北京大学朗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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