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辜鸿铭1903年春随张之洞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年冬天回到武汉。
1907年,辜鸿铭携妻带子一家16口再次入京,这次他在北京踏踏实实地住了下来。
在北京,辜鸿铭过了几年平静、爽心的生活,可好景不长,随着武昌革命一声枪响,辜鸿铭精神上构筑的天朝王国的玻璃房上,留下一个圆溜溜的弹眼。历史像是个健忘的妇女,面对中西方这两个孪生的宝贝儿子,当西方已经在近代化的澡堂子里泡、洗、搓揉得浑身是病,乞求精神疗伤的时候,中国却还在中世纪黑屋子的门槛前的泥汤子里滚。
超前的思想、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时空的错位,给这位学界的星宿画上了背时、保守的小丑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辜鸿铭成了众矢之的,更成了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活靶子。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在挨打的时候,任凭辜鸿铭有三头六臂,其失落、败退在所难免。这个中西不同文化浇铸的守旧汉,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短兵相接的战场上顾此失彼、分身乏术。
在辜鸿铭的脑子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群体记忆,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在大声呐喊无望的时候,他变得怪戾起来,以极端的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到了后来,辜鸿铭甚至把中国的封建国渣,诸如纳妾、缠足、贞节牌坊等臭名昭著的东西,都视为宝贝,一再赞美。
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缠足,如同欧洲女人的“束腰”,都是为了追求美感。中国妇女用的长长的裹脚布,就是西方女孩用来捆腰的细细长长的鲸须。
辜鸿铭觉得中国男人纳妾,就好比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不会有四把茶壶配一个茶碗的。
一位西方人权妇女当面质问辜鸿铭,为何替封建思想巧辩?辜鸿铭笑而不答,反问女士是坐洋车还是乘汽车而来?女士说乘汽车。他又问汽车几个轮胎?女士答四个。接下来他又问车上几个气筒?女士不假思索说一个,结果逗得哄堂大笑。
针对一些洋佬对中国民族性的丑化、攻击,他反唇相讥:“英国佬的恶疾是兼有虚伪的傲慢;法国佬的毛病是可恶的伪善;德国佬的阴谋在于极端的自私;美国佬的毒瘤是庸俗;俄国佬的痛患是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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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4)
颇让人费解的是,辜鸿铭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然比理性的抗议和忠告奏效得多,西方世界为这个东方的文化辫帅腾出了一席之地。于是,西方人盛传,如果到了北京,不看紫禁城没关系,但不能不看辜鸿铭。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拜访辜鸿铭后,说此话一点儿也不假,期间,尽管他受到了抢白、奚落。
辜鸿铭认为:“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今天美国生活水平比德国高,就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美国人文明。爱尔兰土豆欠收,大不列颠贸易萧条,可能会降低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然而人们不能由此就评判说他们已变得不文明。”
20世纪初,当西方列强叫嚣着要中国拆毁大沽炮台时,他声言:“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更强烈的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能—除非抢。”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暴跳如雷地站出来戳着统治者的鼻尖骂。庚子年间,辜鸿铭写诗为义和团的小伙子们鼓劲:“来斟满我的杯,灌满我的缸;来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他公开宣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像法国兄弟在1789年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的呼吁,呼吁中国人也应被当作人类对待……
有人说,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标本。也有人说辜鸿铭是中西文化不正常交欢中,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还有人说辜鸿铭是西学泰斗、国学大师。但辜鸿铭却说自己是中国两个好人中的一个。他说:“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清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好人就是有原则,讲气节。”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干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这首诗是辜鸿铭送给前来拜访他的英国作家毛姆的。他在告辞的时候说,“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纪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最后,他写下这首狎妓诗。并没有过度诠释或是强加新意的意思,只是通过这首诗,可以感到辜鸿铭如果不这么爱着国家,也许他将是一个完美而高尚的绅士,然而正是由于对国家的这份过于痴怨的纠结,使得他完全乱了步伐和阵脚。他因为太爱而变得太不可爱。
1928年4月30日下午3时40分,辜鸿铭走完了他73年人生之路。
据同年9月16日出版的《申报》记载,当时,在北京各色人当中,包括郊区的农民,北京总共剩下男辫子4689条。
看来辜鸿铭不是北京、更不是中国剪辫子最晚的人。
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1)
一
在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园,当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默念着“独立精神”、“学术自由”进出工字厅时,清华园里还没有四层楼以上的建筑。
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字厅是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清道光二年(1822年)清华园划出圆明园后,变成了王府和太子的书斋,庭院中还悬挂着咸丰帝御赐的匾额。清宣统三年初一(1911年4月29日),这里成了清华大学初期的校舍。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搬进了清华园。
当时,清华教职员工宿舍分四个住宅区:第一区称“三所”,由外交部派来的校长、教务长等校领导居住;第二区北院,清一色的洋房,由外籍教员居住;第三区南院,房子为中西混合,住着中外教员;第四区西院,全部是中式的平房。王国维把家安在了西院的两所平房中,其中十六号有五间房子,他做了书房,十八号有七间房子,他做了家庭起居的宅院。两处房子各坐北朝南,正房三间,左右各有一偏房。
出了西院往东是成片的农家稻田,住宅附近有流水和小杨树林。王国维每天上午去研究院授课,下午在书房中会见学生或读书写作,在这里,他完成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诸多方面的论著。
这一片缠绕在一起的街区,只有北风撩起的尘土呛着鼻子。王国维当年十六号的书房已被拆成一块空地,里面长了半人多深的杂草,在这座紧靠河渠的宅院后头,是吴晗、杨振宁等人的故宅,虽然这些房子都已经破败,但老的架构依然硬朗。不知是为了什么十万火急的原因,独独把王国维的故居推平了。
一座王国维的故宅倒下了,一座座高楼在清华园里垒起来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施工的铁铲也顺势把梅贻琦校长的这句话砌进了不见天日的地基里。一栋栋楼房像千千万万个庞大的喇叭被放置在时代的主席台上喊话:这是一个不要过去,不要反思的年代,生活的诱惑,已使人无暇顾及物质本身,不管获取什么,获取本身就是一切。
王国维当年说:“精神之存亡,不是凭达官贵人之权势所能左右;学问之兴废,也不可以‘有用’、‘无用’之功用为标准;大学教授不应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国家最高之学府不当等同于工场阛阓。”可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但太早,声音也太小。
二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又字伯隅。国维取意于《诗经》的“其命维新”(《大雅·文王》)。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一个世代读书门第。父亲王乃誉这年正在江苏溧阳县衙做“师爷”,母亲凌氏在王国维不到三岁时便撒手人寰。凌氏夫人出丧那一刻,盖棺、上钉,凌厉欲绝的唢呐,凄凄惨惨的螺号,满屋遍巷的纸人纸马,让这个黄口孩儿一跳出襁褓就掉进了命运掘好的冰窟窿里,王国维终生为憾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此时落地成形。
王国维“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虽然他有着少年应试,一试即中秀才的光荣历史,但自此后,科举的道路再也没有投递给他一个善意的笑脸。科举的坎坷失意,使王国维痛下决心另觅新路。
他一生所处的时代,如同他家乡浩渺迷茫、大涨大落的钱塘大潮:甲午之战、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时的北伐战争,中间还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几出荒唐的杂耍戏。
1898年春天,王国维辞去了在家乡的塾师之职,在同学徐家惺的引荐下,来到上海的十里夷场应聘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馆。
《时务报》的创办,成了维新派的一面旗帜,是变法由口号转化成行动的一个标志,就如同后来的《新青年》启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时务报》的刊行,使之成为“戊戌维新”紧攥在手中的指南针。不等王国维反应,一睁眼就已身在维新猛士的行列当中,这为他结交有识之士及后来的出洋留学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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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2)
然而,当王国维清醒过来才发现,如今的《时务报》不仅没有主笔,原来聚集在报馆内的一批俊杰也都早已离去,更没有见到他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