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供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
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历史终于翻过苦难的一页。
在王光美家的玻璃书柜里放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之中,书是最主要的“物资”。最近,子女要从国外回来,王光美不得不把许多暂时不用的书堆放在走廊上。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4)
王光美健谈、开朗,身体已经复原,不日又将离京。我很庆幸当她在家小住时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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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1)
记得,香港一位朋友曾寄赠我港版《江青秘传》一书,书的作者为“珠珊”。当时我不知“珠珊”为何人。后来,我从报上的介绍文章中得知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笔名。
1991年7月8日,我在北京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里拜访了她,请她说明“珠珊”的含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珠”是由她的丈夫的“王”姓和她的“朱”姓“合二而一”!至于“珊”,也是“王”字旁,而“册”象征着两人之书。
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密友,曾一起留学日本。朱剑凡先生回国后,在长沙开办了周南女校。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又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过两年,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工作。她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跟王稼祥结婚后,又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丰富的阅历,成为她退休之后的创作源泉。于是,她由医生成为作家,写出一部又一部长篇,《江青秘传》是其中的一部,而《黎明与晚霞》则是关于王稼祥的长篇文学传记。
从1931年至1945年,王稼祥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第一个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主张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轰下来”,曾为在党内、军内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她谈了许多许多,内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第一件事是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王稼祥立了大功。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2)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 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当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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