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色之恋- 第8部分

　　但是，日益糟糕透顶的时局打乱了她的如意算盘。母亲原来以为手中仅存的一点生活费只要省吃俭用，满可以坚持到金陵大学的入学考试日期。不曾想，南京的物价突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涨起来，金圆券落潮般地在迅速贬值。母亲终于弹尽粮绝了。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那些日子，母亲经常一个人在夜幕降临之后徘徊在秦淮河畔，眺望着江中灯火点点，排泄着心头的苦闷和烦恼。有几次，她甚至不知不觉走到了我小姑姥娘的小洋楼前，望着窗里透出的灯光。听见里面传出熟悉的声音，鬼使神差般地就要走上前按响门铃，但最后一刻，她清醒了，强烈的自尊使她止住了脚步，忍着饥饿蹒跚着渐渐离去。

　　就在母亲几乎山穷水尽、陷于绝望的时候，同住一室的一位同学带来了上海一些院校提前招生的消息，这消息无疑象一缕光明驱散了母亲心中的阴霾。

　　到上海去！母亲和几位家境贫寒的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母亲离家的时候，家里人最后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能报考上海的大学，他们认为，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大染缸，再纯洁的好人掉进去也会改变颜色。这个约定，母亲是同意的，因为她当时的计划是投奔大姨，一门心思考取南京的金陵大学。可世事难料，母亲离开安庆后，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向何方，再也由不得她自己做主了。

　　当母亲告别金陵大学这所朝夕相处一年的校园时，她的眼眶湿润了。这毕竟是母亲为之倾注了汗水、心血和感情的第一个梦。而如今这个梦伴随着囊中的羞涩破碎了。考不上金陵大学，成为母亲这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母亲七月来到上海。顾不上游玩举世闻名的十里洋场，黄埔外滩，母亲躲在廉价租来的小阁楼里，一头扎进了书堆。那是一间高不过一米的阁楼，没有窗户，钻进去连腰也伸不直，正是江南最炎热的季节，阁楼里就如同一个桑那房，呆不一会就是满头大汗，我母亲在里面整整呆了一个月，悬梁刺股，宵衣旰食。也许命运终归要垂青勤奋和努力的人，这年初秋，母亲终于考取了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

　　我后来问母亲：“是不是从小就有志于从事幼教事业？”

　　母亲听罢哈哈大笑道：“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幼稚学校是干什么的。我每天拼命地在众多招生院校的简章里寻找着官办两个字，我需要的是助学金。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第一感觉是，我终于找到管饭的地方了。”

　　母亲的回答先是令我惊愕不已，接着便也开怀大笑，觉得母亲不去学哲学实在是太可惜了。她用最简便的语言解决了世界上最深奥的哲学命题。那就是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

　　母亲的答案真是淋漓酣畅，痛快至极。

四　　参军
1947年夏秋之交，母亲走进座落在静安寺附近的国立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成为一名幼稚教育专业的大学生。

　　母亲考取的这所国立大学是因为校长的赫赫名声而引人注目的。它的校长就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幼儿教育及儿童教育的奠基人陈鹤琴先生。

　　陈鹤琴是浙江省虞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23年，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践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1929年，又与陶行知共同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研究和推动儿童教育中心——中华儿童教育社，接着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幼稚教育实践基地——燕子矾幼稚园和我国第一所劳工幼稚教育实践基地——上海劳工幼儿园。1940年，他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创办了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这两所在当时中国堪称最现代化的幼儿师范学校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幼教师资培养提供了最佳范本，在中国儿童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中国儿童教育领域，陈鹤琴拥有无可争辩的霸主地位，被誉为“儿童教育圣人”。他对中国儿童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提出了一整套“活教育”理论。他认为，培养儿童成长的首要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以及“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他特别强调要把“大自然、大社会”当成“活教材”，一切教学活动都必须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天性为出发点，以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为归宿。

　　全国解放后，陈鹤琴被任命为南京中央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但好景不长，不久其提出的“活教育”理论遭到批判，从此告别教育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被平反复出工作，可惜三年之后，便因病逝世，终年91岁。

　　母亲考取上海幼师之前对幼儿教育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但陈鹤琴校长的“活教育”理论很快吸引了她。母亲开始意识到，要想改造一个封建腐朽思想无处不在的旧中国，就必须从娃娃抓起，只有培养一代“爱国家、家人类、爱真理”的“新人”，才能担负起振兴未来中国之重任。于是，母亲开始有了一种舍我其谁、任重道远的使命感。

　　但是，母亲很快就破碎了“育儿救国”的梦想，时局的急剧恶化再次把她卷入政治旋涡之中。

　　母亲说，有两个人对她在人生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校长。当时的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政治氛围十分浓郁。校长陈鹤琴思想开明，追求进步，慈祥和蔼，乐于助人，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妈妈”。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许多外围进步社团，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日本占领租界前夕，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掩护和保释了不少地下党员，险遭日伪军暗杀。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在学生运动中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都被他聘为幼师教员，掩护起来，才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追杀，而他自己则为此两度被捕。他的7个子女除了最小的女儿正在上小学外，其余六个都是中###员。1947年7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做为陶行知的至交好友，陈鹤琴不顾个人安危主持治丧活动，并在公葬仪式上宣读祭文，泣不成声。不久，他便连续收到两封恐吓信，信中写道：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的下场比陶行知更惨！并画着一把匕首，三颗子弹。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对他嫉恨之深。

　　母亲时年19岁，正是需要和觅寻偶像的年龄，于是，入学不久，便将全部崇拜投入到自己校长的身上。并由此朦胧地出这样一个朴素的结论：陈鹤琴是个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反对国民党，自然是国民党腐败了；他拥护共产党，自然是共产党得人心。

　　第二个对她产生影响的人是她的一位同学。这位男同学姓江名枫，高高的个儿，瘦瘦的身材，戴着金丝边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的父亲是上海一个纱厂的老板，家里很有钱。母亲说：“江枫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参加社会活动很多，在同学中很有威信和号召力。他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政，总是一针见血，令人信服，他还经常拿来一些被列为禁书的苏联小说在同学中间传看，并几次偷偷带着我和几个同学到进步书店去购买和借阅革命书籍。”

　　母亲回忆道：那是个苏联人开的小书店，设在霞飞路一个里弄里，外表看很不起眼，但每天都有许多进步青年来到这里，所以国民党也派了特务躲在暗处盯梢，谁要是去的频繁了就会有“失踪”的危险。正是那个时期，母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法捷耶夫的《毁灭》和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大量的苏联小说。正是通过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图书，我母亲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崭新的国家，在那里，没有穷人，也没有富人，人民当家作主，大家过着平等幸福而快乐的日子。从此，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我母亲心里悄悄生根发芽，成为她憧憬未来的一个梦。

　　陈鹤琴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畏强暴的气质令母亲崇拜不已，江枫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的追求理想真理的青春活力和百折不挠更是令母亲大为钦佩。正是在导师和同学这种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母亲入学的第二年便开始“不务正业”，把精力由刻苦攻读“活教育”理论转向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爱国学生运动。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　参军
1948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骤增，便引发了国统区物价的新一轮飞涨。7月3日，沪市米价狂涨至每担2600万元，为抗战前的260万倍。面对洪水般汹涌的涨价狂潮，多少市民百姓家破人亡，无法生存，而贪官污吏则借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再次掀起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更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

　　1948年5月4日，上海大学生在上海交大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爱国运动。5月28日，上海万余名学生在美国驻华海军总部前举行反美爱国大示威，遭到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卫戍司令宣铁吾的镇压，当场逮捕学生50余人，大批学生受伤。

　　1948年的夏季，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母亲说，所以大中专学校门外每天都有特务在盯梢，警车穿梭般在大街小巷飞驰着，不时有进步学生教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