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廊尽头，显得心事重重的总领事停住脚步，他沉思了一下，眼睛斜向别处，似乎有些漫不经心：“……日本方面要求当局关闭通往内地的航线，并迫切希望众多经此或在此停留的国民政府官员迅速离开那里……他们还说，攻击商业航班，是因为有可靠的消息证明有政府要员在飞机上，所以要当仁不让地击落！”
虽然和国民政府交通部，和中方经理黄宝贤及好友在私下里探讨过航线被强行关闭后的举措这类话题，但消息一经总领事嘴里说出，外表无动于衷的邦德心中还是猛然沉了一下。他太清楚不过了，总领事口中说的那个“当局”就是香港英政府，关闭航线，那就是关闭“中航”目前唯一的对外通道。至于要求赶走“国民政府”人员，那倒与他这个“中航”副董事长毫无相干。
总领事又随口问了邦德“中航”还有几架飞机飞香港后，依旧是显得心不在焉地：“英国人告诉我，目前，这个消息不是正式的，但，是可靠的。”说完，他举起手中的杯子，“邦，祝你和你的公司好运！”
领事返身而去。
邦德看着那个身影走进室内，一边回味着刚听到的话，一边把目光移向了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7）
杯中，一杯苦酒轻轻晃动。
其实，总领事还有一个“情报”并未“透露”给一个与政治沾不上边的商业公司董事长——日本政府逼迫香港英政府关闭内地通往香港航线并驱赶活动在那里的国民政府官员，同时，还要英政府完全切断滇缅公路。
总领事先生不肯把过多的事情讲给邦德，自有道理。政治是政治、商业是商业，一泾一渭地如此分明。如果一个政府里官员的言行过多地和一个企业牵扯在一起，难免会有徇私舞弊的事件发生，即便是没有所谓的“监督”和“制约”，完全靠“自律”，也会让旁人感觉不清不白。之所以要把这个消息先透露一点给邦德，也是非常简单，作为一个驻邦交国家的总领事，他有义务提醒任何一位来自美利坚的公民：邦，你的航空公司快完蛋了，打点行李回去吧。
还有潜台词没有说出，那就是，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地域，尤其又是选择了孱弱的一边，若想靠几架飞机折腾出钱，折腾出“黄金”，估计比夜间飞行都难！
除国民政府外，谁都认为这观点没错。
和总领事对“中航”的前景“预测”不同，邦德却认为“中航”未来的“前景”简直妙不可言，一切都恰恰相反——没错，“中航”成立没几年，就卷入了一场令人头疼的战事之中，而且，不仅是敌方交战国使出浑身解数制造麻烦，连合作伙伴都时时发难，但他坚信，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不可能持续一百年，总会有终止那一天，麻烦也有消失那一刻，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块土地有太多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这么大的区域，这么辽阔的国土，无论是做什么，想做不好都难！
据说，一家鞋业公司老总派两个推销员去非洲卖鞋子，不久，一个人打来电报：“此地饥民遍地，无人穿鞋，完全没有希望。吾将留此启迪众生。另外一个人则在电报中这样写道：“此地无人穿鞋，未来预计市场不可估测，我将停留一个时期……”
据说，后来，第一个人在一家国际难民机构做事，第二个人则成了世界鞋业巨头。
政客和商人，不可同日而语。
还没等英国方面对日本的要求作出明确答复，6月22日，谶语不幸再次变为现实——在纳粹的强大打击下，法国政府投降。战火烧在欧洲，远在远东的日本成了大赢家，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占印度*北部，这就等于出让越南，河内与昆明相连的铁路被迫关闭。
相比之下，英政府的表现要好得多，它拒绝关闭香港——南雄航线，如果仅看这一点，委员长和他的政府一定会举杯相庆，感谢英国人够哥们意思，竟会把小日本的无理要求理直气壮地顶回去。可惜，还没说完——虽然没有关闭空中联络航线，但英政府却同意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
实在是搞不明白小鬼子是用何种办法和方式对待英国人，是彻底狰狞面目还是恩威并举似的高举胡萝卜加大棒，也不知英国人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即使是看两桌食客打仗的店小二估计也作不出这样一个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欲做不能、欲罢不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这么一个尴尬“决定”。
真是死、死不了，活、又活不成。
严峻的现实是，地面和空中通道一堵死，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对于国民政府，彻底断了活路！
找寻通天之路
即使没有总领事“漫不经心”通气，即使没有得知“消息”后的邦德在公司迅速与中方协商，蒋委员长和他的国民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灾难随时随地会降临，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也没有想到并不是在与德国交战中战败一方的选择，而是由日本人出面强力压迫。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8）
关闭航线，等于堵死“中航”的命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设法抗争，“中航”公司中的中美双方都知道“对抗的结局”，唯一能做的，是寻找一条新的航线，以便香港飞不成后，还可以出去。
这不仅是“中航”的思路，也是交通部和国民政府高层意图，已经不单单是运送物资的问题，打不开航路，连政府要员出访和国际的互动都成了问题。
几乎是邦德得到总领事传递来的消息同时，重庆国民政府也得到了情报，据说，蒋委员长在得知即将被逼上绝路后，立即命令交通部不惜任何手段力保对外联络通畅。3天后，日本逼迫英政府关闭香港空中通道和滇缅公路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中航”总经理黄宝贤还未来得及与美方协商下一步计划，交通部根据蒋委员长命令发给“中航”的密件已经到了。据后来看到过这封“密件”的老人讲，函中就是责成黄宝贤组织力量，迅速开辟新航线。密令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飞出去”。
当一个陆路被接二连三地封锁的国家如果再被逼得连空中航线都没有的话，除了绝望，再无其他。先不说运送那些短缺的战略物资，就是和国际的交往都成了问题，总不能让出去开国际会议、见国际人士的委员长坐在烧炭的汽车里在婉转曲折、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上颠簸一星期吧。
“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炸的炸、毁的毁，再加上“合作伙伴”又是对手的同盟国——此时正在欧洲肆虐横行的纳粹，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整个担子必须全部压到中国航空公司身上。
小鬼子的逼迫、交通部的重压让往日里和善可亲的总经理也情绪激昂，在回复交通部的电函中，黄宝贤犹如即将带领士兵开赴前线的将军立下军令状：开辟新航线是吾及“中航”之己任。
邦德也要开辟“新航线”，但与“中航”总经理不太一样，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目的也不太一样，他要发展壮大“中航”。“泛美”总部派他来中国，要的是利润。到了这种紧要关头，他还是对“未来”的“中航”充满信心！正如一个在撒哈拉沙漠中问路的美国人得知离大海还有800公里时，马上欣喜若狂地喊道，好大的一片海滩！
此时，邦德就是站在沙漠中的那个美国人，面对濒临绝境、山穷水尽的“中航”，他的脑海中还是一副“美好蓝图”。
中美双方出发点不同，但目标一致。
另外，双方政府高层间的沟通作用也不可小觑，蒋介石委派已改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为*驻美全权代表就是最好的证明。
研究新航线、研究向哪飞用了超过半年时间，按战时要求，这个时间长了一些。
但仔细一想，也是可以理解。天空虽辽阔，但不能随心所欲，经邦德、黄宝贤及“中航”高层管理机构多次探讨，一致认为，未来的新航线要符合以下4个要求：
一、两端（重庆、昆明能否守得住已经是问题了）的基地必须设在海港、河港或铁路终点站。
二、从另一端飞往中国的距离应在飞机最大航程之内，而且必须适合经济运作（此处交代或翻译不清，应为枢纽之意。——笔者）。
三、基地必须是比较安全，以防日机攻击。
四、公司运作必须得到当地许可。（注四）
最后一点，其实那意思是说，我进入，要待你的同意。别等我把新基地设在这里，没几天，你又翻脸不干，那时，无论是对你、对我，都相当麻烦。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9）
1982年，里根政府轰炸利比亚，同是北约同盟国的法国、西班牙竟然不许其飞机从该国上空穿越，那好，我就绕道4 000公里，经过6次空中加油、18个小时长途飞行才达到目的。事后，也没听说美国和哪个国家大怒而断交。
尊重、容忍对方反对自己的权利。
无论是一个政府或是一个民族，这多少都算是一种成熟。
调配飞行员。
此时，夏普、伦纳德、艾利森、麦克唐纳……都在最黑的夜晚、最坏的天气里拼命地飞香港——南雄往返航线，看来，只有选择那个倒霉蛋吴士。报务员好配，但副驾驶……本来“海军准将”是不应该停下来，但黄宝贤当仁不让地坚持“新航线”一定要选一位中国人，那就只有陈文宽。
这是中国政府绝对“控股”的航空公司，新航线的考察和开辟也理所当然地要由中国人参与，这也是“国家主权”，是“荣誉”。
事关国家“主权与形象”，平日里平和谦让、一直与邦德和睦相处的黄宝贤在选派飞行员上与顶头上司据理力争、丝毫不让。
理由也是如此充分。
适时除陈文宽外，“中航”又增加了3位由中国人担当的正驾驶：黄官悦、谭欢在、陈鸿恩，虽然都可以独立飞行，但与那些资深机长相比，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