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那些资深机长相比，邦德还是有些不放心，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还是保险系数越大越好。
“*”方式，相互妥协，双方都退让一步，机长（正驾驶）吴士，副驾驶由中国机长担纲。
陈文宽一直驾驶水上飞机，技术好，又是从美国归来，口语好，便于正副驾驶员之间沟通。
选择正驾驶吴士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他曾两次遭遇日机，既在陆上迫降又能“落”在水面，不折不扣的“海陆空”大全，可谓“临战经验”丰富。这次开辟新航线所要飞经的区域都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谁知道是否会遇上日本战斗机。
没有老“姜”，就要稍“老”一点的，总不是坏事。
按照上述4点，此次飞行应在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这么一个地域，应该是DC—3飞机所能达到的最大航程。
大致划分一个飞行区域，没有航图，没有气象预报，所经山系没有任何标高，只能是靠目视看着前面飞，所经地区大部分是人迹罕至，谈不上什么地面指挥。
飞哪算哪。
国内段计划是从重庆——昆明，然后飞至缅甸腊戌。
重庆珊瑚坝机场，清晨，天空中刚刚放出一点光亮，地勤人员就开始围着一架DC—3忙碌，作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一切几乎都是按着事先拟订好的程序进行，只是机组成员和随行人员上有点变动——陈文宽和他的“海军准将”有紧急飞行任务，没能来。恰好夏普前一天从香港飞回，于是临时把他调来。机长仍是吴士，报务员祖罗（Joe Loh）。本来原定是黄宝贤跟机，飞机都快起飞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得知是突然生病），黄宝贤没能按时出现在现场，就在舱门关闭那一刻，邦德跳了上去，他成了这次没有“飞行编号”的航班、重庆——昆明——腊戌航段中唯一的 “乘客”。
1941年11月23日下午，DC—3再次从巫家坝机场腾空而起，夏普、吴士、祖罗和“中航”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随同飞机一同驶入了茫茫云海。在他们的前面，是一片布满阴霾的未知的天空。
懵懂的一次飞行
DC—3离开地面后，与以往飞行完全不同，吴士没有像往常那样加入“既定航线”，其实也无“航线”可加。他和夏普大致推断一下方位，然后把机头对准缅甸腊戌方向。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10）
邦德在飞机起飞最后一刻跳上来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新航线计划还在黄宝贤、邦德脑子里转悠，还在“中航”纸上探讨时，邦德就曾亲赴仰光和英国官员商谈。要在未独立的缅甸找到一个基地，修建一座机场，取得“主人”——英方的同意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几经商谈和交涉，总算得到对方的许可，最后，邦德邀请英方待日后一同参与新航线试飞，英方同意了邦德的建议，并应承一旦“中航”飞机到了腊戌，他们将专程从仰光飞来。
邦德一行到了腊戌，预计是在这里和英国人汇合。哪曾想足足等了1天多，才等到从印度加尔各答启程并在仰光改乘一架轻型轰炸机
而来的英国人。一向守时的大不列颠绅士迟到的原因也很简单，从仰光飞赴腊戌时，一股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竟然把英国人所乘坐的轰炸机吹离既定航线100多公里以外，以至于时间耽搁。
英国人一边为由于没有运输机而不得不乘坐轰炸机解释不停，一边又为姗姗来迟而感到赧颜，邦德倒没有把这等事情放在心上，真正让他倒吸一口冷气的是，一股很小的、并不是很强烈的暴风雨就可以把一架轰炸机吹离航线，且偏航如此之大，那么可以断定，新航线开辟后，今后也许不用雨季，可能一阵小小的风，就能把“中航”所有飞机吹得无影无踪。
刚刚出征即当头挨了一棒！
倒是3位机组成员觉得副董事长有些小题大做了，在对流层中飞行，哪有没气流的时候，看来风是大些，可再大，也比在空中遇上日本人的飞机好！
吴士感触颇多，也最有发言权。
还来不及多探讨“风”的事情，再次踏上征程。
从腊戌起飞后，机舱中由原来只有邦德1位乘客变成了15人，他们是2名印度英政府官员、5名新加坡（他们来干什么？）和缅甸的航空专业人员，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和“中航”公司董事、财务顾问兼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亚瑟·H。扬也在腊戌上了飞机。
黄宝贤没能来，交通部派一位公路专家赶到腊戌，搭上DC—3，他此次主要目的是“顺道”从空中观察地形，为日后修筑公路作准备。
交通部的想法其实很明确，开辟新航线主要是为了个应急、倒个短啥的，大批量运输，还得从陆上走，日后肯定还得开辟地面通道。
不仅是交通部这么计划，几乎DC—3上面的人，都是这种心态。
天气不坏。
冉冉升空的DC—3不久就来到了南坎，随后又在雷允上空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转向八莫，在八莫上空，找到伊洛瓦底江后再逆水而上，前面，就是缅甸北部重镇——密*。
飞机改平后，邦德钻进了驾驶舱，站到了机长吴士身后。每每“棘手”之时，邦德都能露一手，现在，他又不知在哪里找到一张老式地图，参考地标后，他要在地图上建立几个检查点，为日后的飞行找到一个参考依据。副驾驶夏普也没闲着，忙着计算经过地区所有海拔山脉大致标高，然后报给报务员祖罗，以便回去后画出航图。20世纪40年代初期，完全是靠螺旋桨飞行的时代，飞机是穿行在风霜雨雪的对流层中，气流、温度、山脉……即使是和风细雨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麻烦，目前所经历的一切，很可能对日后的飞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往北飞行的纬度越高，地面就越显得荒凉。同样越往北飞，山脉的高度越高，载有15个乘客的DC—3发动机吼叫的声音明显低沉下来，它吃力地一点点爬高。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11）
密*是缅北重镇，和弱不禁风的庄稼汉子与强大对手迎面相遇本能护住头的心态相同，由于惧怕印度人洪水般闯入，缅甸通往北部的公路、铁路到此一律是尽头，也就是道路修到此处就是终点，再往前，无路可走。剩下的就是在开放的空中，唯一的路是在空中——该地有一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机场。
密*机场就在“脚下”，但这并不是DC—3此次航程终点，飞机油量还够，，冥冥中有一种预感，邦德总觉得这里将会是“中航”未来的一个基地。他只是要求吴士降低高度，多次盘旋，细心观察地形，而不要在此降落，然后继续北上。
一直飞下去，飞到DC—3再也无法飞越的地方。
从舷窗放眼望去，初始大地的郁郁葱葱不知不觉地渐变为白褐色，那是地表上错落有致、连绵起伏的山系。没有人烟，到处充满荒凉，犹如寂静无声、死气沉沉的月球。DC—3高度已经达到了8 000英尺，驾驶舱中的3个人发现，正前方12点钟方向的山脉更高，肯定超过12 000英尺。
DC—3的发动机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咆哮。
随着北飞地势的渐渐增高，DC—3飞行高度已到14 800英尺，虽然DC—3的理论高度是24 000英尺，但谁都知道，理论和实际永远是两回事儿，正如按照相对论理论而言，如果一个人能达到超光速，就会变得年轻甚至回到童年，但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吗？
随着高度的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舱内空气压力降低，氧气也越来越稀薄，温度急速下降，从腊戌起飞时大家还是单衣，此时此处，已是严冬。临行前只带了4个氧气瓶，机组已经用了3个，后舱的“乘客”瑟瑟发抖中，普遍头痛、恶心、昏昏沉沉，多人开始呕吐。
拿着老式地图的邦德示意吴士继续前行，在腊戌起飞前，他的搭档，“中航”总经理黄宝贤特地给他发来急电，希望此次务必把这片从来没有飞机飞临过的地域“摸索”清楚。
邦德还有要解决的问题，在八莫上空他就发现，自己手中这份“地图”并不准确，随着越往北飞行，更显得错误百出。
如果今后真会用得上此条航线，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这张地图做起。
密*北部是葡萄，从DC—3往下看，也是一片荒凉，几乎是无人居住，飞机再往前，正前方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右侧就是横断山脉，已经隐约地能看到皑皑白雪覆盖的山顶，吴士和夏普大致计算目视内的雪峰高度，估计普遍在12 500——13 500英尺之间，重载后的DC—3将无力超越。
“要么打道回府，要么我们都去爬喜马拉雅山。”此时此刻，吴士也没忘了幽副董事长一默，邦德没有笑，也笑不出来。他回头看看后舱内东倒西歪的人，示意机长转舵。
空中，斜阳下，一只“大鸟”缓缓把身子转了180度。
国内所有的航空史料中记载吴士飞过葡萄后，转向西行飞越纳加山脉，以确定该山峰高度，然后再东飞，飞越丽江山（玉龙雪山）、大理山（点苍山），测定两点高度和准确位置，再之后穿越芷江、叙府（宜宾），最后回到重庆。
其实远不是如此简单。
吴士、夏普操纵DC—3在葡萄以北转向后，的确是向西飞行，是穿越了纳加山，但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像有些资料记载那样，回到昆明、回到重庆。
真实的情况是，DC—3在继续西行后，它横跨缅甸，并穿越了边境，继续向西，飞到了印度，最后降落到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阿萨姆机场。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12）
迄今，也无法知晓这次跨越两个邻国飞行并最终降落在印度是邦德、黄宝贤及“中航”事先和英国人商定好的，还是邦德或是吴士、夏普，也许是后舱内的某个人临时拍脑袋想起的主意，但就是这次在当时看来毫不起眼的降落，却在日后，促成了注定要震惊整个世界的惊世骇俗的悲壮飞行。
勒在脖子上的，照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