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来的圣诞节、狂欢节、情人节、愚人节之类的“洋货”却发起“烧”来，中国不需“普鲁士”士兵入侵，民族也依然存在，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凝聚着民族魂的华夏意识，恐怕也就是“最后一课”了。
本民族的文化，包括本民族的节日、语言，是这个民族发育成长的轨迹以至灵魂所在。古今中外的贤人圣杰，谁不珍惜呢？1921年，蔡元培先生赴美国为北京大学招聘教师。有位少年才俊的中国留学生在交谈中以英语为荣，素以开明著称的蔡先生便当即决定，不予录用。在那一代学者看来，一个鄙视中国语言的人是没有资格在中国的大学传道授业的。
当然，我们不能把节日和语言等同着待。但是节日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器重自己的节日，就是器重自己的存在，洋人到了中国，依然要过圣诞节。傣族人要过泼水节，彝族人要过火把节，军人要过建军节，共产党员要过建党节。这都是用相应的节日来强化相应的观念，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手段。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吧。
孩子啊，从即将到来的春节算起，我们中华民族每年的节日已经不少了。圣诞节作为常识了解了解可以，过与不过，就不必强求了。你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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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出魅力来
听戏文、看电视、游三峡，每当面对刘备“白帝托孤”的史实时，总会产生许多疑问：吾蜀主刘先帝当年兵败夷陵时，莫非“慌不择路”才找了这么个巴掌大的祠宇做行宫？莫非有意为之才把“司令部”设在这悬崖峭壁以做最后的拼死抵抗？莫非为避开人多口杂走漏军国机密才在这陡入云端的地方做“政治交代”……
最近，登临白帝城参观后答案找到：原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帝城，并非当年刘备临终托孤的白帝城。公元223年，刘备弥留之际，从成都召来诸葛亮，将国事、家事托付于他，其准确位置是在距此几公里外的奉节县城，即现在的师范学校当时的永安宫内。然而多少年来，人们总是张冠李戴地把早在刘备还未出生时就修建的一座殿宇，作为道场圣地祭拜。这殿宇是修给当地一位较有作为的将军白帝王——公孙述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如今，奉节城内的永安宫逐渐被人们淡化了，白帝王公孙述的名字，也早让人淡忘了，而象征托孤重地的白帝城却名噪海内外。更奇怪的是，这种错位指代，多年来却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多种艺术门类在表现刘备托孤这一悲怆历史事件时，总是下意识地把托孤的重地设置在这样一个雄崖峭壁上。壮哉！雄哉！美哉——“鸠占鹊巢”的白帝城！
我也游过湖北的“黄州赤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用词很有分寸，他不说“当年是周郎赤壁”，而要说“人道是周郎赤壁”。到底是大文豪在作千古绝唱，没有把握的事决不说死。其实，多数史学家认为，著名的赤壁之战不是在黄州而是在嘉鱼或蒲圻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但前些年，湖北一伙中青年学者又出示证据，一口咬定赤壁大战就是在黄州而绝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打的，苏东坡怀古绝对没有错位。孰是孰非？我态度超然得很，决不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
在下家乡四川省西充县，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化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副主席张澜就出生在这里，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迭，张澜出生地曾一度和现在都属南充市区管。于是乎，张澜出生地又有了县、市之争。此争论曾弄得两地有关人士很不愉快！
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的殉难地，过去的教科书写的是盐亭县“凤凰山”。近年来，我县史学界又拿出“钢鞭证据”，证明张献忠的殉难地不是盐亭凤凰山而是西充凤凰山。一些教科书为此做了更正。盐亭人不干了，吼道：你西充县的几个臭文人，凭啥抢走我们一个“农民英雄”！
据我所知，诸葛亮的躬耕地，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等人的出生地，一直都在你争我夺中，公婆各持一理，相互绝不“谦让”。愚以为，此类有损和气的争论大可不必，胡适之类的“小心考证”也仅可限于学术圈子。特别是那种劳民伤财的盛大研讨会，更不必召开。因为费九牛二虎之力，花钱财无数即使证实了某名人胜地只在甲处而不在乙处、丙处，这岂不让少数人高兴，多数人败兴乎？
怎么办好？学一学奉节人的胸怀，不管你刘备托孤重地是在奉节城内还是白帝祠内，反正都是在咱县境内。由此推之，其他有争论的名人胜地，也不管它居于何处，只要属于我神州大地就当幸莫大焉！历史上有过记载的，我们认它；新考证出来而又言之有据的，我们也认它。泱泱中华几千年文明史，名人胜地出现一批“ABCD”之说，又有何妨呢？
余秋雨教授在谈到争论不休的“东坡赤壁”时说得好：对于这地方，大艺术家即便弄错了也会错出魅力来，因为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是的，以文化艺术属性为主要特征的名人胜地，不是“几何定理”，不是军机大事，更不是国界勘定，何必那么较真呢！还是宜粗不宜细好，“多一说”比“大一统”好！美学上的“朦胧美”，建筑学上的“错位美”，不也是一种美不胜收的景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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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方孝孺
据我所知，在封建时代，帝王死后被谥为什么“宗”的，大抵是以文治见长；而被谥为什么“祖”的，则是靠武功取胜了。近读明史，知其整个明朝260年中，被谥为“祖”的皇帝只有两人。一人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叫做明太祖；另一人就是第三任皇帝朱棣，叫做明成祖。
说到明成祖朱棣，我们还得有一个简单的回顾。此人是朱元璋的第四子，1370年封燕王，镇北平（今北京）。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嗣位，为巩固政权，便下令削藩。朱棣这拉拥有重兵的藩镇王深感这一决策对自己造成的威胁，遂于1399年举兵造反，经过四年的战争，终于击败了朱允炆而当上了皇帝。
方孝孺人称“正学先生”，少时从宋濂学习，后在朱允炆当皇帝时被召为翰林侍讲学士，成了朝廷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人物之一。朱棣起兵时，反对这一行径的《讨燕诏檄》即出自他手。1441年，燕兵入南京，方孝孺被俘，他抱定一臣不事二主的坚定信念，采取了坚决不与新贵合作的强硬态度。朱棣让他起草“登极诏”，他坚决不干。朱棣一怒之下声言：若不从，即“灭九族”。方孝孺抗言道：“灭十族，也不草诏！”遂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即下令灭其十族（九族外加他的学生，这真是一个创造。）方孝孺
还是不草诏书。他在作绝命词时写道：“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随后从容而死。
几百年来，方孝孺“头可断，诏不草”的故事，一直成为人们“忠君主，重操守”的典范。清朝为外族入主中原，开初，朝廷采取“博学鸿词科”，以廉价的科举考试的办法，让一批批想降清又放不下面子的文人戴着*布入朝做了官。此后，绝大多数都忠心报效朝廷。
但是，当后来乾隆皇帝监修清史时，对于这些“名为中举、实为降清”的官员，无论职位做到多高，都一概列入“贰臣”，反而对类似方孝孺那样“一臣不事二主”的人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注重操守，不随波逐流；青山不改，信念始终如一，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也是中国人民至今还坚守着的一种美德。
“*”中这种“青山不改”的美德发展到了极致。从国家主席到许多基层干部，从高级知识分子到不少平民百姓，尽管遭受各种各样的摧残，但挺过来，不变节，坚信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总是多数。遇罗克身残志不残，在监狱中也与敌人斗争。张志新被割断喉管也要为自由呐喊。还有的中央委员宁肯冒着开除党籍的危险也不投违心的一票。这种“硬骨头”的品格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改革开放、树立创新与牺牲精神，是应当大有启发的。*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从他不多的谈话中，就使人感到他有一种“奋不顾身”、“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锐气。这种锐气一旦在全党形成风气，我们的改革就一定会成功。
“青山不改”的美德，又是稳定社会细胞——家庭的一种“粘连剂”。改革开放后不久，由城市而漫及农村的离婚率不断升高。据说一些朋友见面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问“离了没有？”到熟悉的朋友家做客，一进屋不是发现换了家具，而是发现“换”了老婆。于是有人就大惊小怪起来，说是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家庭破裂，社会必然分裂。有的人大代表还要求修改婚姻法，严格离婚手续等等。我以为大可不必。像“方孝孺”那样的“一臣不事二主”，像“王宝钏”、“崔莺莺”、“杜丽娘”、“杜十娘”那样“好女不嫁二男”的传统观念，已经像血液一样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脉搏里流淌，像空气一样在我们鼻孔里进出，在某些条件下，比如改革开放前，这种观念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保守、僵化和愚昧无知的程度。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离婚热”，其主流正是对这种僵化观念的冲击，是对各种死亡婚姻的解体，同样也是对“青山不改”真正含意的阐释。既然不是“青山”，当然可能随时出现“水土流失”、“风化坍塌”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现在几年下来怎么样？中国的离婚率趋于正常了，人们不再惊异此事了。看来，几千年里培养出来的“青山不改，始终如一”的家庭道德观念，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与本质。
这种观念在科研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