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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喉管发硬了，忙说：“妈，一家人就是把他惯坏了。让你操心。”她却说：“你小时读书，还不是恍，全靠老师和大人管教出来的。”
最近，家乡编县志的同志来访，我才得知，生我养我的西充县原本是川北有名的文化县，从西汉的纪信到当代的张澜，很出了一批文人壮士。多少年来，倚文重学就是吾县吾民的风尚。父老乡亲卖猪儿、鸡儿也要送娃儿读书，时至今天，其风依然。如果你去吾县吾乡出差，千万不要炫耀你是什么大老板、大商人，或者是什么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之类，否则，乡亲们对你的恭敬程度就会立即大减。你即使开口不提官职，只说是老师、讲师、医师、技师、专家或者演员、琴师等等，乡民们的目光里就会放出异样的光彩。
母亲，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熏陶出来的一位普通女性。她今年68岁了。我还能听到多少次她那细弱而缓慢的呼唤呢？乡亲们这种古朴的心态又与目前的时尚有多少相通相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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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卷兵书
军旅半生，兵书读过几卷，文韬武略略知一二，但刻骨铭心的那卷兵书，当数《军旅揽要》了。
20多年了，当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漆面斑驳的方桌上，摆好了酒菜，红薯酒冲鼻的香味升腾在小茅屋，煤油灯大放光明。这不啻于后来参加的各类大宴。
“侄儿，明天开拔？”
“到县上集合。”
“行装打点好了？”
“到城里就发。”
“你投军报国了，喜事一桩！叔父靠工分吃饭，家贫如洗，没啥可送的。今夜送你兵书一卷，操典之余，反复咏诵，会有好处。”
我心里一怔：程文叔，你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又带兵打过恶仗，1957年斗你时，那个又凶又狠的“王同志”鞭如雨下：“交出兵书来，不然打死你！”你却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兵书，在乡亲们心里成了谜。今天你要送的莫非就是这神奇的兵书？
你长长的目光望着我点了点头。说来也怨你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那年，你挑着“八股绳”回家乡。本来，你这些年在外干啥，谁也不很清楚。可是你对膝下3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生闷气，隔三差五喊叫：“牝马上不了疆场，要你们何用！”随后，你又莫名其妙将她们女儿气十足的名字改为“程镇”、“程山”、“程宝”。改就改了呗，你要故作高深地对人讲：“为啥改得不好？哪朝哪代没有‘镇国宝’？哪山哪岭没有‘镇山宝’？要是婆娘不死，再生一儿，就叫‘镇山宝’！”别人说：“别胡说了。‘三千斤’还不能给你送终？”你诡秘地回答：“我那卷兵书传给谁？”
正是这些惹出了祸事。“王同志”宣布你右派罪行时说：“乡亲们，想一想！‘镇山宝’多新鲜的名字：这就是要保‘蒋中正’、‘孙中山’的江山，为他们反攻倒算准备后备力量！还有，他始终不交的那卷兵书，八成是蒋中正颁发的！是用来教人打共产党的！划右派该不该呀？”台下一片掌声。
今夜，叔叔要送我兵书，多种滋味涌上心头。我胆怯地问：“那书在哪里？”他一睁惺忪的醉眼，说：“稍等！”随即缓步向竹楼爬去。不一会儿，就听楼上有响声，那是从草屋的顶棚上传来的。又一会儿，他就捧着一本发了黄、边沿已经磨光的线装书稳步向我走来。我伸手去接，他并不立即就给，却神情庄严地说：“传书于人，这是天意。你得对天发誓：苦读深研，不负先贤！”我重复一遍。他又说：“再发誓：深明国艰，文韬武略，驰战沙场。”
我犯虚了，对一个曾经是伪军官、“真右派”的阶级敌人，能发这誓吗？他看我额冒虚汗现出为难之状，顿时火了：“我当年也是在台儿庄打的外国鬼子呀！狗日的日本矮子，犯我河山，不打他打谁？”随后，他缓和了口气说，“自那场恶仗后，我改行经商了。要不是那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回来干啥？眼下世界也不安宁，传你兵书，还不是为你今后有出息！”说着，他泛红的眼眶里泪珠在打转。
我不忍心他眼泪滚出来，一狠心照着宣了誓，忐忑不安地接过兵书，但观扉页上写着“不识天文不为相，不懂地理不为将”。其目录为“地理篇”、“气象篇”、“水文篇”、“急救篇”……全是他用蝇头小楷写成。再翻内容，大多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章节、警句中摘抄而来，地地道道的一本军旅常识书籍，政治色彩绝不鲜明的手抄本。
好一个“杞桥传书”！我虽不是张良，但程文叔似乎成了“黄石公”。他把那卷类似的“太公兵书”传与侄儿，用心可谓良苦也！
我带着这卷“兵书”参军，后来提干了。消息传到家乡，乡亲们说：“这后生全靠得了叔父的兵书！”偶有军旅小文见诸报端，家乡人又会说：“他不能忘了叔父传给他的那卷兵书。”
叔父早已去世，因几次搬家兵书也不知搁置何处，但传书人那颗滚烫的心，依稀还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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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重庆出版集团要将我的部分杂文、散文、随笔、特写结集出书。巴蜀鬼才魏明伦亲笔题写了书名，全国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放下矜持，头一遭为人撰写了这篇序言，这都为这本献礼的小册子增色不少。
我始终认为，当今信息社会，绝不缺少文章看，而缺少的倒是机智精到之作。本书所选文章如何，当然还得请读者自去品评了。但心里只是想：现在官员、演员出书盛行，“吾师吾兄雅正”流行，你可千万别戴上有色眼镜，把《半轮秋》也看成这类附庸风雅之作，使它沦为掉进裤裆的黄泥团吧！
我的敝帚自珍是有根据的。当今社会，做官重于做文，我则做文重于做官。因我长期在部队思想战线做领导工作，别人为官不为文，我则为文淡为官。为此，有的领导认为我“不务正业”，难当大任。我却泰然处之，并不计较什么。随着一篇一篇的文章不断问世，我的“文名”确乎大于官名。如“邓老太爷”系列散文和《文汇报》、《中青报》刊登的大量杂文，一发表就曾引起过轰动。多少年过去了，许多同代人还能说出它的篇目与内容。这原因，我想无非一是作者的“横空出世”，二是这类文章确也真实地记录和针砭了改革开放这个转型时期的某些社会现象，故而让人关注吧！
我写这些文章时，绝没有留存下来出集子的想法，本盼望它随同那些不良社会现象共同死亡的（鲁迅也曾有过这愿望）。然而，事与愿违，一二十年过去了，不想这些社会现象非但未死亡，反而还有“走强”之势。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绝不同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那样顺利。我作文章时，国力还很单薄，人均八百美元还是企盼，如今“国力”上去了，“美元”上去了，而国民的精神境界、道德标准、社会风气、党风建设等等，也随之上去了么？显然没有。因而我敢说，我的这些文章，再过一百年，也会有人去看的。
书名《半轮秋》，是取自李白七绝《峨眉山月歌》的意境——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回想当年，主持成都军区新闻工作，案牍劳形，鞍马劳顿。一支笔、一台车，跑遍了大西南的山山水水。有新闻写新闻，无新闻写杂文、散文。部队招待所就是最好的书斋。忙得不亦乐乎时，就心里吟诵陆游和我套出的诗句“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上车打呼噜，下车做文章”，聊以*。峨眉月、平羌水、巴渝雾、老山云、高原雪、剑门风——栉风沐雨，四处奔忙，何曾得半日清闲。某时，机关有事，虽也“二小放鸽子——又回来了”，可是征尘未洗，疲劳未消，新的任务又很快到来。于是，只好“再戴”金络脑，快步踏清秋去了。
《半轮秋》就要付印了。半百之人，半秋之生，半桶水的成色，不求别的，只盼有人读它过后，“半是喜欢半讨嫌”就行了吧！
作者
二〇〇九年八月一日于
重庆·歇台子“半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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