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各地。此外，宪宗创设西厂为后世奠定了偏爱特务组织的心理基础。他的孙子，即明武宗便仿效他重建西厂，并增设了内行厂。特务组织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使明王朝日益失掉民心。
二、 皇庄。“皇庄”之名，始于宪宗朱见深。天顺八年，朱见深没收宦官曹吉祥在顺义的田地，设为“皇庄”。实际上的皇庄可能出现的更早，如仁宗曾有仁寿宫庄、清宁未央宫庄，英宗为诸子设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宪宗的做法，是使“皇庄”设立制度化了，从此皇庄的设立成为名正言顺。皇室搜刮土地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皇庄的设立，其实是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宪庄的皇庄、很快就遍布顺义、宝坻、丰润、新县、雄县等处。到他的儿子孝宗时，在京城内的皇庄就有五处，而他的孙子朱厚照即位一个月内就在大兴县设皇庄7所，并陆续发展到昌平、真定、保定等地，10年内就使皇庄的面积达到37595顷零46亩。在皇帝的带领下，藩王、勋戚、宦官等纷纷请皇帝赐给土地，明王朝的土地兼并从此愈演愈烈。皇庄内，土地所有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相结合，扰乱了地方的正常税收、行政与司法。皇庄一般都有皇帝派宦官管理，宦官带着一旗校，在桊养一帮无赖，“占土地、敛财物、污妇女”，无所不为，皇庄的设立不仅与民争富，而且极大的瓦解了王朝的经济基础。
三、 传奉官。传奉官的名称也是宪宗的“发明创造”。天顺八年（1464）二月，即位不到一个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的开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
这一举措对明王朝官僚体制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第一，皇帝从此视官爵为私物，可以随时任用官员。如此则必然破坏皇帝和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权力结构平衡。第二，传奉官大都是难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官职的人，他们的素质可想而知，如此一来，政府的文化认同必然产生扭曲，政权运作中的冲突也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倿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和皇亲国戚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有他们在，吏治*必然日趋严重。第三，传奉官的产生使得皇帝身边的嫔妃、太监及一切亲信之人都可以不经吏部而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进行卖官活动。如此下去，必然是 官越来越多，吏治越来越*。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6）
四、 纵欲成风。明代的纵欲风潮大抵也是从成化年间开始兴起，有两个例子似乎能说明这一切：
其一，当时的大学士万安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不是谈论治国之道，而是大谈房中术。当时的人们为此讥讽万安，说他“面如千层铁甲，心似九曲黄河”。但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皇帝不喜欢纵欲，万安会如此上疏吗？
其二：大约在成化年间，梅毒开始在广东流行，并迅速在全国扩散。这是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而它选择的时间便是成化年间，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现状。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皇宫带头，士人们争相纵欲，淫邪小说流行，春宫画、性药性具在市场上公开出售，青楼妓院生意兴隆，不少显贵开始蓄养家妓，整个社会陷入骄奢*的氛围中，直到明朝灭亡。
正是成化年间的这些“创新”，才使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今天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是，既然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还何苦设皇庄、设传奉官，带头破坏制度？
纵观中国各个朝代，明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的手段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汉、唐的皇帝还只是削弱相权，而明朝的皇帝干脆抛弃了整个官僚政权，直接插手地方事务、直接选官。一句话，明王朝的皇帝不想让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哪怕一点点的限制，皇权在明朝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剥夺了穷苦百姓的生活权力，甚至连官僚的权力也予以剥夺（传奉官）和打击（厂、卫特务组织），这样的王朝哪有不亡之理！
当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肆进行殖民活动和奴隶贸易时，明王朝对内高筑宫墙，将专制皇权发挥到极致；对外则实行长时期的“禁海”政策，最终使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远。在东西方对抗中处于劣势。
６
对马六甲海峡的淡漠，实际上就是明王朝对海外贸易的淡漠。
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贸易范围空前扩大。当时的欧洲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不仅有亚洲的丝绸织品、香料、棉花、茶叶，而且有美洲的金银、糖、烟草、燃料、毛皮和非洲的黄金、象牙等。随着贸易的空前繁荣，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这个时期的世界贸易基本上可以说是海上贸易。
马六甲是东西方交通的必经之路，拥有马六甲既可以把印度人和*人排除出亚欧贸易航线，又可以控制通往南中国海和香料群岛的航线。
公元1511年8月，在葡萄牙人开始地理发现近一百年后，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马六甲是中国重要的藩属国，但直到1520年，马六甲苏丹派人向明朝求救，明武宗才知道了这件事。
当时的亚洲，特别是东亚无疑是以明王朝为中心，在《明会典》上所载的63个朝贡国中有2/3位于马六甲以西，一旦失去马六甲，则意味着明王朝的朝贡体系有可能动摇、瓦解。但明武宗和继位（1521年）的嘉靖皇帝并没把此事太放在心上，只派出使团与葡萄牙交涉，并没动用一兵一卒。以致随后葡萄牙统治马六甲达130年之久，直到1641年才被荷兰人赶走。
葡萄牙人占有了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1517年，皮雷士接受派遣随费尔南？安特拉德率领满载香料的船队到达珠江口，并向广州当局表明自己的使节身份。在等待朝廷批准进京的日子里，不耐烦的葡萄牙人强闯珠江口到达广州。在得到两广总督的上奏后，明武宗一开始不答应接见，后来因葡萄牙人贿赂了广州地方的太监宁城和皇帝身边的太监江彬，武宗因而龙颜大悦，批准葡萄牙使团进京等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7）
在皮雷士努力争取武宗召见的时候，费尔南于1520年回国，他的弟弟西蒙接替了他的职务。西蒙像对待东非土著那样对待中国人，他在南头岛上建立殖民据点，私设法庭，排除中国管辖；支持海盗，贩卖人口，奸*女；拒纳关税，侮辱中国官吏；抢劫、勒索其他国家的商人。
在皮雷士等候武宗接见的时候，武宗却驾崩了，新即位的嘉靖皇帝在葡萄牙给国王的信中没有发现愿意成为中国藩属国的话，因此对葡萄牙没有了好感，此时，嘉靖又接到了葡萄牙人许多劣行的报告，因此，嘉靖皇帝下令把皮雷士逐出北京，令其从广东出境。
这件事情对嘉靖皇帝和明王朝都影响甚大。明王朝在嘉靖统治的近五十年当中，海禁最为坚决。明王朝的皇帝们为什么要置世界潮流而不顾，一定要将正在形成的海外贸易格局之于国门之外呢？这要从当时帝国执政者的思维来分析。
在政治贸易的心态下，明帝国推行和倡导的是“国家贸易”，而反观西方，海外贸易一开始就打上了“个人主义”烙印。
在明王朝的执政者看来，海外贸易首先是一种“政治贸易”而不是经济贸易。因而当嘉靖皇帝看到葡萄牙推行贸易而又没有成为中国藩属国的打算时便不高兴了。
在“政治贸易”的心态下，明帝国推行和倡导的是“国家贸易”，郑和七下西洋都是政府行为，并无民间参与。至于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大批奔赴南洋和西洋从事商业活动那也只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并不是政府倡导或支持的。
中国长期在亚洲称雄，让明帝国的执政者们有一种天然的自大心态，“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中国皇宫中的物产从来不是正常贸易的结果，要么是地方进贡，要么是万国来贡。而正常的贸易是需要平等、需要谈判的，这在中央集权的中国、在皇权高度专制的明帝国来说几乎是不可理喻的。
中国地大物博，长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明王朝对商业贸易缺乏太大的兴趣。
中国集权统治下的基础是农业和土地，从汉武帝开始，就流行“重农抑商”因为占有土地、控制土地就能有效地控制民众。而商业则与此完全不同，商业需要流动，而商人也极可能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对皇权产生威胁，这是任何一个帝国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明王朝如此，清朝也是一样。鸦片战争前的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情况和葡萄牙进驻澳门前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极为相似，这中间相隔了整整三百年。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皇帝由明朝嘉靖换成了清朝的嘉庆（巧得很，都是“嘉”字辈），骚扰中国沿海的国家由葡萄牙变成了英国。
嘉靖和嘉庆，虽隔了三百年，但思路却大同小异，都是坚决主张禁海。
嘉靖时代，明王朝严守海禁政策，中国的“寸板寸帆不得下海”，全面禁止对外海上贸易，只有朝贡国才可以在指定的地点在指定的时间内进行贸易。
嘉庆时期也是如此，嘉庆皇帝沉浸在“天朝统驭万国”、“天朝抚有四海”的自满之中，重农抑商，抑制海外贸易。如规定洋人只能在广州一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不许洋人把妇女带到广州，也不许在广州雇用中国女仆；不准洋人将火器带进广州等，情形和嘉靖朝时相差不大。
令人不解的是，明王朝的海禁越是严厉，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就越频繁，以致明王朝不得不腾出大量精力、动用军队对付海盗，这又是为何呢？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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