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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少有这样的院子好穿过了。干将路已经重建。不仅是我们这些异乡人，老苏州们对苏州也会有陌生感。世界就是这样，你会熟悉愈来愈多的东西，但熟悉的东西又会愈来愈少。
城外有湖。有一天，我站在太湖大桥上说，这就是太湖。北京的朋友说，以前一提到太湖就想起无锡。现在许多苏州人为此而有“醋意”。能够想起太湖，真好。疏远太湖是个错误。但一个城市愈来愈靠近太湖也许又是个错误。太湖不能成为城中之湖，愈来愈多的什么度假区正在把太湖变成园中之湖。这有些可怕。北京的朋友说他很喜欢太湖水的颜色。傍晚的太湖水不绿，似乎更近于本色。那几天有台风袭击，太湖上不见风帆，太湖里只有太湖，没有别的。读大学时，我们挤上公共汽车，去吴县东山看太湖。东山盛产桔子，我们去时，桔子在似红非红之间。同学都说有诗意，差不多全进了桔园，我则独自坐在湖边。当时我神经衰弱得厉害，校医建议我不要学中文，好像是说学中文本来就容易神经衰弱，你已经神经衰弱，再去学中文那要衰弱到什么程度？我心情颇为黯淡，坐在湖边，想着脑子就是湖，水浑了，就是神经衰弱；水清了，脑子也就清了；又想着秋水是否与长天一色。那天天不长，断云片片，极目处断云似乎傍着湖水在睡觉。这样想觉得好笑，神经衰弱的人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哈欠连天，我是把那云当着自己了。于是想起辛弃疾“鹅湖归，病起作”的《鹧鸪天》：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 书咄咄，且休休，一邱一壑也*。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我后来对朋友说，情绪不好时看太湖最宜，听的人都很诧异。现在再去看太湖，我喜欢从湖中看自己的眼神。
也许，一座城市就是一首歌。有这种感觉或者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城市的想必不少，而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和日常生活中的“市民”（我不想在贬义层次上使用这一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以及她的“市民”都需要重新定义）的区别，就在于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某一个角度来倾听、辨析城市的旋律。我们已经无法拒绝“城市”，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以“乡村”作为参照系来审判“城市”，然而这不等于说，以“融入”的姿态生存就能重构“城市”及“市民”；因此，适当的疏离并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是十分重要的。融入而又疏离，将使我们获得关于城市的新的理性和情怀，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或文学的成果不至沦为作为城市消费的流行歌曲。
我和同学在山上，太湖在下面。
昔我往矣（1）
很奇怪，在长久的日子里，我自己的思想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北京也在北方。这有违我读地理的常识。在六、七十年代的成长中，我们只知道北京是“中心”，而不是地理上的南方与北方。直到后来，一九八三年的八月我第一次乘火车去北京，越过了徐州、黄河后，我才想到方位的问题。火车颠簸，我无法入眠，特别是在越来越靠近北京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始于孩提时代的冲动。我从广播和车厢同伴的反应中知道，列车正越过黄河。许多人都凑近窗户打量夜色的黄河，而我依然躺着，想象自己枕着黄河穿行的感觉。我少年时有太多的时间躺在田野里，习惯在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聆听遥远的声音，而不是追逐地平线。当北方大地，当不同于南方的植被和建筑，当那些肤色和服饰也不同于南方人的北方人渐次出现在我眼前时，北方的轮廓清晰了，我越过南方到北方。北方有北京，北京在北方。
我的村庄在苏北。一条长江把江苏分成南北，苏南在我说的那个江南范围里。一江之隔，划出了两个世界。但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北方，我们处于南北之间的过渡带，后来有了苏中的概念，确认了我们原先为自己保留的特权。这不是个一般的地理概念，而是经济的、文化的，因为“北方”是通行的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在同一个地区，和我们相邻的几个县被称为“北三县”。再往北，我们只知道那是比我们还穷的地方，其他一无所知。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嫁，没有愿意往北的。如果说南方还能够顺藤摸瓜地想象，那么不寒而栗的北方则存在于寒冷和饥饿的传说中。我在苏北，但那个大而无当的北方却常常如芒在背，那是一种在贫困之中对贫困的恐惧。
在进京之前，我们所有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到省城南京报到，集中去北京。正是暑假当中，我从老家回学校。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团委的老师找我谈话，最后是学校党委副书记，一位老革命，把我约到他的住所谈话。我被反复告诫要意识到自己的光荣和责任，因为是代表，不仅代表我们学校，而且代表新时期大学生。领导指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大会精神，把大会精神带回学校。我则做作了不辱使命的保证，请领导和老师放心。我们那一代大学生长久怀有政治热情，而参加这次会议则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一种既遥远而又现实的政治责任感，甚至滋生了有些飘渺的抱负。诚惶诚恐的心态，在南京等待省领导讲话送行时，差不多达到了顶点。当我在南京上了火车躺在铺上时，我感到这些天来，我的躯体都僵硬着。那是一种紧张。
北京的宏伟、壮观，让我在震惊之余不知所措。在京西宾馆住下以后，我开始在地图上寻找天安门的位置，首先想去看的就是天安门。大会多数活动都是集体性的，一个人不便出来，代表团有很严格的纪律。在获知会议日程安排之后，感到失望的是，发现没有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安排。后来知道，毛主席纪念堂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没有机会瞻仰毛主席遗容，我还是到纪念堂周边转了一圈。
会议结束，我从北京回去时，这成为我在北京开会的一个遗憾。另外一个遗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我们没有见到*同志。在接见的上一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在猜测这次能否见到*。一走进接见大厅，我们几个代表就分头看第一排中间座位靠背纸条上的名字，我们看见了“*”等，可没有找到“*”三个字。现在回想自己等待接见的心情，联想到当年红卫兵等待毛主席接见的场景，尽管这是不同的事件，但青年一代学生对政治的热情常常与领袖有关。在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毛泽东与*这两个伟大的名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昔我往矣（2）
一九八六年秋冬，我去湖南长沙一家出版社送书稿，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去的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年的足迹。那时，毛泽东已经从神坛走下来，但即使如此，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割不断和毛泽东的思想联系。因为天气降温，我在长沙买了一件风衣，站在橘子洲头时，落叶满地，想象“层林尽染”，“浪遏飞舟”的意象，看湘江东去。匆忙看了第一师范后，去攀登岳麓山，在爱晚亭坐了片刻，雨大了起来，我还是去看了蔡锷墓。隔天又转道湘潭，再往韶山。在匆忙的脚步中走过我少年时痴迷的革命“地图”，我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红卫兵的跋涉路线。这次湖南之行距我一九八三年站在金水桥前仰望天安门城楼已过了三年，我对“革命中国”的理解也有不少变化，但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读顾准的书，我仍然觉得不能把乌托邦和专制主义划等号。
现在想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后中国的认识，其实是与我们对*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那天中央领导的接见，因为没有见到*，我心中的失落是长久的。许多年以后，我在另外一个城市，见到当时一起在北京开会的同学，他说到我们错过了一次见*的机会。看来，这样的失落感也在其他同学心中。从一九七三年读初中开始到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后期的中国再度变幻莫测。*的复出和再次被打倒，已经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相关。即使在乡下，关于*的故事也是传奇性的。我那时对《参考消息》有特别的兴趣，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最新认识和消息差不多都来自这份报纸。但显然，已经上了高中的我，是无法预测当代中国政治的。在当时，上了高中，基本意味着两年以后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不读书，做什么？这是读高中后就发愁的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让我们在“*”快要结束时卷入了“*”。那个时期的高中生，不可避免地按照要求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活动。我也写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作文，复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那个年代我们学习的方式。
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我第一次贴近这个宏大建筑物的感觉，现在还难以言说。人民大会堂的灯光如同处理过的白昼，明亮而柔和，辉煌中渗透着肃穆。尽管红色的地毯被桌椅分隔，但我仍然觉得像太阳般的一块天衣无缝的旗帜覆盖着脚下。我在位置上坐下来以后，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