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现实主义”似乎受到不应有的冷落。报告文学自然要有新的发展，但它不会离开现实的土地“羽化而登仙”。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因成功而麻木，而失去困惑；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家也不会对一个成功而又困惑的民族失去忧患精神；人类只要在克服困惑中前进，作家的忧患意识就会在前进中萌生。——从这个角度讲，忧患，何尝不是一种永恒的意识呢？
如果重新回到大学时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选择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在到学校报到后的当天晚上，班主任便找我谈话，说看了档案，了解我上大学前的情况，让我先做班级的召集人，然后再做班长。这很出乎我预料，而且让我诚惶诚恐。但四年大学生活让我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班长、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主席、市*主席，围绕这些岗位，我几乎成为一个职业学生活动家，成为学生中的“公众人物”。自己的性格也因此改变，而内心深处的约束也增加许多。一九八三年冬天不停闹地震，经常会有学生从教室窗户跳出去，教室的楼道也常常在一片恐慌中塞满了疏散的人群。女同学在这种情况下似乎特别慌张，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去女生宿舍楼维持秩序时，又有轻微的震感，有些女生裹着被子从楼道里冲出来。我现在还记得，我爬到了宿舍前的砖头堆上，大声说：“不要慌张，我是学生会主席，听我指挥。”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大，有的女生记住了。工作后遇见另外一个系的青年女教师，她对我说，你就是闹地震的晚上喊“我是学生会主席”的那位吧？
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大雪覆盖了江南。学校提前放假了，我和几个学生会干部还在办公室忙着和低年级的同学开会，他们在我们实习期间，临时负责学生会工作。散会后，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望着窗外被大雪压弯了枝头的腊梅树，苍茫
感弥散在我身上，我已经面临毕业分配的选择。就在这个暑假开学后不久，学校开始第一次尝试保送免试硕士研究生。我具备基本条件，有申请保送的想法。那天在操场上看系运动员训练时，分管学生工作的系领导把我叫到边上说：“你有条件保送，但我们考虑需要有又红又专的人来做学生思想工作，我们有这样的考虑。”我愣了一下，理解领导的意思是考虑我毕业后留校做学生辅导员工作。而当时的兴趣已经开始向学术方向靠拢，但领导这样说了，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服从组织安排。于是我诚恳地说：“我是党员，服从组织安排。”而这样一个选择，预设了我以后多年的矛盾，长期处于行政与学术的冲突之中，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在党务工作之余的学术研究被一些人视为不务正业。当一九八五年即将到来时，毕业分配的问题越来越靠近，政策也越来越明朗。涉及到我的困难在于，当时是分配而不是就业，毕业后是依据政策规定分配到某个岗位，其中的一条政策是徐州淮阴盐城连云港地区的毕业生必须回原籍工作，而我是盐城籍学生。直到临近毕业的五月，我的去向始终没有结果。我没有去找领导，而领导特别是我后来师从多年的范培松教授也正为此事伤透脑筋。我开始整理东西，做好托运的准备。这时，我父亲给我写来一封信，告诫我不要给系领导添麻烦，回来也是一样工作。父亲特别说，如果确定不能留校，你一定要以好的表现和心情离开学校。父亲的这封信让我觉得一个普通人的伟大，我一直把这封信保留着。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到了六月，领导找我谈话，说学校已经给省教育厅打报告，要求特批你留校，但结果无法确定，你要有两种打算。
昔我往矣（6）
我当时只有一种打算，准备回去教书，各种传来的消息似乎都告知我留校不可能。那段时间是我在大学最平静的日子，我当年进这所学校就很不情愿，如果留校，对我其实也是个讽刺。但以当时对学生的评价标准，我因为优秀而成为留校的对象。我记得在春天到来时，县里的领导到学校来开座谈会，欢迎我们回乡工作。带队的领导单独找我谈心，说，你如果回去工作，可以安排你担任团县委书记。这个岗位需要人。但也就在这期间，我自己的心思已经转向学术一途，我希望有机会读书做学术。但县委领导的谈话，对我也不是没有诱惑力。我找到学校领导，汇报了县领导的谈话内容，校领导说：你不能随便答应，学校对你的工作有考虑。我明白了领导的意思。当现在我已经做好回去的准备时，倒也没有后悔当初未答应县领导的好意。我想得多的是，回去以后还是要报考硕士研究生。这样，我开始到书店买外语和政治复习资料。
这样的情形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无法想象的事情。我最终留校，但考研的想法又越来越强，在学术与行政之间选择的困难，几乎持续了二十年，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也无法想象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我们已经不同，如何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开始出现许多问题，大学的政工系统如何建设也已经出现许多新的情况。需要不需要专职学生工作队伍，一时成为焦点问题。那些年，青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已经发生微妙变化，出国留学、从事专业教学研究对青年人中的多数更具吸引力。于是，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就出现了学生政工队伍不稳定的现象，而在一些重点大学，则改专职为兼职。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形，有些同事则希望通过做学生政工成为学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而此后的一段时间，大学的逐渐行政化、官僚化也为这些同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一直给本科生上课，系里也希望我转为专业教师，兼做学生思想工作，报告打上去了，学校说不行，如果同意转，会影响学校政工队伍的稳定。我为此沮丧很久。既然不能转为专职教师，我想先在职读硕士学位吧。我又提出申请，学校还是不同意。我直接跑到校领导那儿去争取了。这位我熟悉和尊敬的领导说，你的这些想法都可以理解。但学校留你不容易，要转岗你是第一个，要考研你是第一个。你在政工队伍中是有影响的，如果同意你，会造成政工队伍的不稳定。我不同意领导的意见，领导也觉得我的想法不无道理。她最后说，先这样，以后再说吧。
我记得就在领导这间办公室，我热泪盈眶，如果不是忍住，也许会哭出声来。但在走出这间办公室后，我终于泪流满面。
以后，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学校开始鼓励政工人员考研，而且也开始分流政工人员。我当年因有这样的想法被批评，而这时却意外地成为“榜样”。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我的那些同行都陆续攻读学位，因为在学校从政也需要高学历高学位。这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大学的学位不断贬值的一个因素。从学生时代开始，到做政治辅导员，再到担负行政领导工作，我们那批人也人到中年，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我觉得遗憾的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多少都曾经拥有的政治热情，在许多人那里已经变质。而自己现在的想法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应当内在于他的学术。即便是这样一所大学，从这里出来的人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大学毕业初期，曾经有一批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现在偶尔也聚在一起，虽然还谈笑风生，但大家的内心生活早已两样。我有时从校园里走过，常常觉得以前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了。
人琴之戚（1）
一九八一年三月，苏州作家陆文夫到北京政协礼堂参加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典礼时，我正在苏北的乡下等待高考预考的成绩通知单。这一年，陆文夫的小说《小贩世家》获奖。几个月以后，我带着一只新油漆的木箱和一床新被褥，辗转到县城，挤上长途汽车到苏州念大学。在车子颠簸到苏州城北时，我看到了远处斜着的虎丘塔。当时我对苏州文化的了解，仅止于园林、刺绣、评弹和唐伯虎等常识，因为爱读小说，知道这座城市现在有个写小说的陆文夫，以前有个叫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
苏州给我最初的印象破败而狭小。这座城市如同几个拼在一起的小城镇，砖瓦、小桥，甚至连流水都是旧的。它曾经繁华，但给人的观感有不少衰败杂乱的痕迹。我在前面说，这毕竟是繁华后的衰败，和我经历的一贫如洗的荒凉不同，而且，这座城市起死回生的气象已初显端倪。课余假日，我和同学出了学校门，通常从小巷子穿过，踏着青苔，绕过断垣残壁，收音机里传出来的琵琶声与行人若即若离。苏州烟水缥缈，朦胧而宁静，但也失之沉闷和冷清，评弹的旋律增加了这座城市的动感。我读书的大学，有多处欧美风格的建筑，大学围墙之外的小街道上也零星散落着几座旧教堂及洋房，这些建筑和苏州一贯的粉墙黛瓦极不协调。但不管怎样，我呼吸到的是旧文化而不是新文化的气息。
我曾经一度对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感到失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苏南乡镇企业已经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也在改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我们远离那些大城市蔓延的文学热和文化热，我在安静的校园，散淡的小城里体验着处在文化边缘的压抑与失落。这里没有交响乐，没有画展，没有话剧，也没有沙龙，一切都比别的地方慢了半拍，甚至一拍。我们只是从报纸、杂志、广播和在周末看到的电视里，感受着外面的气息。比邻的上海和遥远的北京，则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读书的同学，不时兴奋地传递他们又看了什么演出、画展，听了谁到学校讲演的消息。而最令我神往的是，在北京、上海读书的同学，能够随时买到新书，经常听到作家讲演。买张火车票到上海的南京路新华书店淘书，对我们学生来说是奢侈的，更不必说去看演出、画展，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