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刊名应该是请现在仍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书法家华人德先生写的。那是八十年代初期，激情燃烧，奖励一篇好稿件，只要发十只信封或者一本信纸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学生会是否有完整的保存，如有，可以由那些旧报纸读出那个年代的我们，读出那个年代的苏州大学，读出那个年代与我们、与苏州大学相关的历史。毫无疑问，现在的《东吴导报》比我们那时办得好多了。也许就在这些变化之中，《东吴导报》成为我们反省历史、观察时代的一个窗口。。 最好的txt下载网
初为人师（6）
如同大家所猜想的那样，当时冠以“东吴”二字，与我们这所著名大学的历史有关，但事实上我们并不仅是为了缅怀历史、纪念传统，我们还希望能够从“东吴”出发走向新的天地。在这里读过书的学子，无论你走出了校园，还是在此终了一生，你都是这个校园的一部分，校园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是在倾听钟楼的钟声和老师的声音中成长起来的，但一个成熟的校园它不仅让学生倾听，它也让学生诉说，《东吴导报》就是学生发声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东吴导报》既是校园的一部分，又是学生的另外一个校园。
二十年前我们一起办了《东吴导报》，它已经成为我们的记忆；但这个记忆始终不老，因为我们现在还能读到仍然青春的《东吴导报》。
九十年代以后，有机会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大学访问，我一直留心这些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常常把学生社团活动的资料带回来给学生会的同学参考。我总觉得没有学生社团的活跃，大学便是一潭死水。我在东吴客座时，常在课余去参加学生的社团活动，有时看到校长也坐在台阶上和社团的学生聊天，这样的情景在内地大学似乎少见。或许，与自己对现代史的看法有关，我理想中的社团不仅是专业的延伸、兴趣的发展、能力的锻炼，其实也是知识群体的摇篮。我到学生社团常讲的一句话是，五四时期的“新潮社”不就是几个大学生组织的吗？
中文系的学生历来是大学里活跃的群体。一所大学的校园，如果没有一批活跃的中文系学生，这个校园便少了勃勃生气。“东吴剧社”、“弄潮社”、“熹微社”等都是从八十年代活跃到今天的学生社团。我不会演戏，指导不了剧社，但常常被邀请做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有时还答应给学生的刊物写些短文。现在手上的文学社团几本杂志，还有我凑趣的文章。那时成天和学生在一起，文章的口吻也像学生那样。给“弄潮”社写的题目是《写在“马尾巴”上》，那年是马年的岁末，因此用了这样的题目。文章和前面说到的《班主任言》一样，完全是青年学生的气质：
所谓“指导”一类，时常会成为虚设的名目，譬如我之做“弄潮文学社”的“指导”——几年前，几个学生兴致勃勃地（年轻时做事都这样）找到我，说要办个文学社，问我支持不支持。我也曾经有过作家梦，为了这点缘分也得支持。就像给孩子取名一样，学文的常常懒得翻词典、搜典故去寻冷僻字，他们给文学社取名“弄潮”，社刊自然而然成《弄潮》。这词儿在现在已平常得有些俗气，俗得毫无诗意。但不管怎样，总寄托了学生的朝气和追求，于是犹豫而坚定地投了赞成票，便仿佛听到潮声，原先的梦也被潮水激起几点浪花。
同学要我为《弄潮》写篇文章，我答应了，可心里踌躇。写文章要有冲动，我整天旁骛，偶有冲动也被干扰，一段时间连冲动也少了。答应了，但未能及时交稿，同学不催，想必知我忙乱且不让我难堪。《弄潮》几易其主，毕业了起初还有联系，现在已经不通音讯。只是想，他们还在“弄潮”么？
学生问我，我说我不知道文章有几种做法，如果知道，我就是鲁迅嘲弄的那种人。以我的观察，作文者，有的是扭着屁股作潇洒状；有的是皱着眉头作痛苦状；有的是提鸟笼、捧茶壶作闲适状；有的是三朋四友围炉海阔天空；有的是初恋少女读情书失恋男生流眼泪……
我的学生自然不是这样的做派。他们的文章是婴孩落地时的啼哭，是宿舍里张三李四的直言，是家书，是日记。他们有他们的心灵、体验、才情，甚至有他们的世界观。
写到这里，我有点轻松。是不是可以跟同学去学跳舞呢？三步或者四步。
那时我非常期许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引导青年学生成长的老师，既想做“经师”，也想做“人师”，年轻的时候不免梦想。凡是学生邀请的活动，我都尽可能参加。*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校园里樱花烂漫。我在新教学楼的三一大教室做了一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讲演，这是系学生会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做父亲，所有的心思都在等待那一声啼哭。可当学生会的同学来邀请我做讲座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今天，只要是学生邀请我参加活动，我从不拒绝。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做准备，写了详细的提纲。
我很诧异有那么多的学生来听。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教室后面的阳台上也站满了学生。这间阶梯教室东临运河，驳船机器的轰鸣声不时传来。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做这样大规模的讲座，我从众多的听众那里获得了虚荣和满足。那时我还不太懂得谦卑，所以才敢选了这样一个大的题目来说话，即使在今天，我也不敢用这样的题目在学生面前来做什么讲演。那是一个思想躁动渴望思想的年代，即便是能肤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我和我的学生来说已经是一种幸福。这场讲演的提纲，在几年以后成为我主持“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项目的蓝本，我约了好几位朋友，合作撰写了十卷本的《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但最终还是流产了，而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则一直缠绕着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将近二十年后，当我想起我在掌声中走出教室时的自得心情，我意识到了我当时的浅薄。可是，我又意识到，这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从浅薄开始的。
天下公器（1）
大学在古城的最东边，城墙拆了，断垣草长，有几幢红砖建筑在绿树掩映之中。这是东吴大学的校址。老校歌中的歌词“葑溪之西，胥江之东”唱的就是东吴大学的方位。现在葑溪两岸的风物不仅与当年不同，也与我们进校时两样。西岸，也即校园的最东侧，以前有城墙，一九五八年拆掉了，据说几个学生在拆城墙时被砸死。我们来读书时，杂草丛生，城墙的遗址小山丘又像荒野的坟地，涉足的人很少。偶尔见到个别男女生，是躲在那儿谈恋爱的。后来知道，这地方也是当年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活动的掩蔽场所。东岸是凌乱的厂房和民居。虽然现在变化很大，但老的东吴校园面貌则保持完好。新的建筑多少注意了风格的协调，但一看就知道，这些建筑物是后来插进去的。东吴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时调掉了，以它为主要前身，成立了江苏师范学院。我们进校时，这座校园也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
当年的东吴大学似乎很自信，校歌中有这样的句子，“东吴东吴，人中鸾凤，世界同推重。”刚进校时，偶尔能从文献中看到东吴大学旧时的模样。不知是哪位同学找到了完整的东吴大学校歌歌词，我们纷纷抄录。这首校歌是一九三五年的，后来改了，不见得比原先的好。二一年，我到台湾地区的东吴大学，才知道一九六三年，那边的校友重新填词了。中文系的毕业典礼上，我听到了重新填词后的台湾地区的东吴大学校歌，感觉特别。
过去也就过去了，但作为一段历史和传统一直在我们的追溯之中。我们引为自豪的常常是历史。有一年参观校史陈列室，偶然看到校友杨绛先生的一张穿运动衣的照片，这才知道杨先生当年读书时是女子篮球队队员。又在无意之中读到一篇访谈，这才知道校友费孝通先生当年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是校体操队队员，而且擅长双杠、单杠什么的。看费老晚年的身材（我们这个学校的人不论老少长幼都称他“费老”），谁也想象不出老人年轻时会在叫“天赐庄”的校园里做李宁一样的体操动作。——这些杰出的校友读书时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生”。费老早年在东吴读书时便要求进步，倾向革命，他后来的生涯道路在早年就有迹可寻。学者、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国家领导人，有一长串的名字是从这个校园里走出去的。在院士又成为极高的荣誉时，图书馆办了个展览，有那么多院士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不管现在如何，辉煌的历史令人骄傲。这有点儿像一户人家，后来虽然落魄了，但祖上曾经阔过。我进校后，有时感觉我们这些同学就像破落大户人家的子弟一样。
历史在文献中，在保护完好的洋楼中，也在领导的讲稿里。偶尔有不少杰出的老校友返校，我们在校园里和他们邂逅，在遥远处看他们，如同在近处读历史书。作为这段历史之关键的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该怎样传承，往往不是学校思考的重点。这正是当下大学危机的表现之一。学校借助上一代人的社会声望以为今天壮威，但历史不只是我们需要时的一种工具。倘若这样解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名言，我想所有的史学家都会哭笑不得。所以，我总觉得一个无视学术传统或者没有建立起学术传统的大学，是不会走得很远的；在这样的大学里，如果有学术信仰的人是少数，而且被视为异端，这样的大学其实离真正的大学精神很远，很远。而如何连接这个传统，我至今也在困惑之中。
天下公器（2）
我今天的这些想法萌生于当年的困惑和压抑。那时，我常常在校园的南操场听钟楼的钟声，这也是东吴大学时期的遗产。我们大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