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郑秀中断了学业随从曹禺到了南京，并于1936年11月举行了订婚仪式。曹禺的好友巴金、靳以、田汉都从外地匆匆赶来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第二年，由于抗战爆发，南京戏校迁移到长沙，他们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姻没有等到“七年之痒”，在婚后两年就遭遇了暗礁。当时，南京戏校迁移到四川江安县，生活条件很艰苦，小城物资匮乏，生活单调，使得郑秀很苦恼。而曹禺又忙于事业，没有更多的时间呵护、关爱妻子。他们的感情逐渐有降温的趋势。恰在此时，戏校的一个叫邓宛生的女生，带着她姐姐邓泽生（后更名方瑞）来拜会曹禺。邓泽生此来的目的，一是想认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二是想请这位英文科班毕业的曹禺给补习一下英文。这样，邓泽生就经常到曹家来。有时补习完英文，她回去时，总是恋恋不舍的样子。曹禺送她出门，也故意绕到城外再回来，边走边谈，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后来郑秀感觉到他们关系异样，就警告曹禺不要想入非非。为此，夫妻吵了几次架，他们此时才感觉到彼此的性格、脾气和情趣的差异太大了，婚姻难以为继，开始触礁了！
1946年曹禺应邀到美国讲学。第二年回国后留在上海工作。郑秀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她父亲家。1948年冬天，郑秀的父亲一家准备飞往台湾，其父要郑秀和孩子同行，郑秀也想让曹禺一起走，可是曹禺没有践约，因此郑秀和两个孩子也留了下来。但是他们的破镜已不能重圆，于1950年的春天，曹禺与郑秀正式离婚。
郑秀和曹禺还是有感情的。“*”初期，曹禺被审查，每天早晨要扫大街。郑秀很同情曹禺，但又无力相助，便在每天早晨站在史家胡同，看着曹禺扫大街。他们虽然不能说上一句话，可是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陪伴，也使身陷“另册”的曹禺感到温馨。1989年郑秀病故时，曹禺正在住院，让女儿送上一个花篮，表达了对郑秀的怀念。
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2）
幽丽闺秀动心怀——曹禺与方瑞
正当曹禺与郑秀的婚姻，因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而触礁时，一个23岁的姑娘方瑞闯入了他的心怀。
方瑞本名邓泽生，安徽怀宁人，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因其母是清代散文家方苞的后代，又取名方瑞。她自幼在家自学，没有读过大学，但文化素养很高，书法和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1940年3月，她撤退到大后方，去四川江安县投奔在国立南京戏校读书的妹妹邓宛生和表哥方琯德。她住在妹妹的宿舍里，与曹禺的住处，正好对门。她早就读过曹禺的剧本，对他很是景仰。尤其是听说曹禺是清华英文系毕业的，就想请曹禺指导指导她学习英文。这样，邓宛生和方琯德就带她拜会了曹禺。
曹禺在与方瑞的交往中，他不只是被方瑞那令人赏心悦目的苗条身材，俊秀面容所吸引，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欢她那温柔的性格，娴静的微笑和素朴的衣着。这些似乎都是与郑秀不一样的。他从方端的身上获得了很多的灵感和启发，激励他于1941年创作了话剧《北京人》。他在剧中，塑造的愫方的形象，就凝结着他对方瑞的印象和感情。愫方的温柔而慷慨的性格，服饰淡雅而宽大适体的穿着，温婉动听而幽静的话语和微笑，都是依照方瑞而写的。就连将这个人物取名为“愫方”，也是根据方瑞的身世的。“愫方”是取自方瑞母亲“方愫悌”中的两个字。曹禺自己也承认他是心想着方瑞来写愫方的，没有方瑞就创造不出愫方的动人形象。
自从结识了方瑞之后，曹禺感到方瑞最合他的心意，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妻子；而方瑞对曹禺也很中意。面对已婚的曹禺，她表现得毫不懦弱，勇敢地与曹禺出双入对。戏校的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的婚外恋情，也都觉得万老师与方女士是很合适的一对。曹禺与方端相好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传到郑秀的耳朵里。郑秀为此大闹，曹禺借机提出与郑秀离婚，但遭到对方的拒绝，使得曹禺非常苦恼。
1942年年初，曹禺辞去戏校的职务，由江安来到重庆。在复旦大学教授英语和外国戏剧。方瑞也来到重庆，二人开始了同居生活。由于与郑秀离不了婚，曹禺每周还要到江安，看望郑秀和两个女儿。曹禺从美国讲学归来后，留在上海，郑秀搬到南京他父母那里，由于郑秀不同意离婚，曹禺只得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两地，照顾两个家庭。1948年底，经*地下组织安排曹禺经香港转道解放区，方瑞与之同行。于1949年3月18日到达北京。1950年年初，郑秀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但她与曹禺早已没有了夫妻感情，经朋友做工作，他们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曹禺与方瑞正式结婚，结束了他们十来年的同居生活。
“纵横的写遍了相思”：冰心与吴文藻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冰心的这首题为《相思》的诗，写于1925年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期间。诗中没有指明是写给谁的，按照她过去写给父母和弟弟的诗，都明确地标明诗赠的对象来看，应该是写给他的恋人吴文藻的。
1923年的夏天，冰心以优异的成绩从燕京大学毕业，并得到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于同年9月，乘坐杰克逊号邮轮东渡太平洋去美国求学。在这艘邮轮上，有冰心熟识的许地山、梁实秋等赴美的留学生。他们在闲聊时，说到同船有个姓吴的清华学生，冰心就让许地山打听一下，这个清华学生，是否叫吴卓。许地山找来的“吴先生”，不是吴卓，而是叫吴文藻。两人由此相识。
吴文藻是192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的，他并不知道冰心已经是很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也没有读过冰心的《繁星》等作品，而是以早一年留学的老大哥身份，建议她勤奋读书。在半个月的航程中，他们经常一起凭栏远眺，尽情畅谈。冰心觉得吴文藻学识渊博，见解深刻，而且诚恳、直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冰心到校后，收到好几封同船朋友的问候信，她都是回寄一张明信片，唯独给吴文藻写了封很简短的信。几天后，吴文藻给她寄来一本文艺杂志。又过了几天，又寄来一本杂志，里边夹着一张问候的小纸条。再过几天，寄来的杂志里小纸条就宽了些，写的话也多了几句。聪慧而敏感的冰心，当然知道对方的用意，也在回信时，不冷不热地回应着。或许是吴文藻没有遭到冰心的拒绝，就鼓足勇气给冰心写了封求爱信。在鱼雁往还中，冰心觉得吴文藻很真诚，很执着，便与之相呼应，两人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
1926年冰心取得了文学硕士后，准备回国。吴文藻写了封很正式的向冰心求婚的信，经冰心认真修改后，准备让冰心交给她的父母。冰心回到北平后，虽然有父母和弟弟们陪伴着，亲情融融，可是她还是觉得心里缺点什么。在1928年5月的一个夜晚，她为吴文藻写了首《我爱，归来吧，我爱》。在这首诗里，冰心寄寓的不单纯是对恋人的思念，而是以祖国母亲的角色呼唤游子的归来，表现了冰心忧国忧民的情绪和冀望青年人拯救祖国的赤子心怀。受到这首诗的感召，吴文藻于1929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国。这一年的6月两人举行了婚礼，在燕大校园里安置了他们的新家。
1946年的冬天，国民政府组团赴日本处理战后事务，吴文藻为其成员之一，冰心作为家属随同前往。由于冰心在文学界的影响，她到日本后，就被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邀请讲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冰心夫妇就想回国，但一时寻不到机会。恰在1951年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冰心夫妇为教授，赴美讲学。他们马上答应应聘，并趁机提出到香港做些准备的借口，取道香港回到北京。
1957年吴文藻被打成右派，冰心为此十分痛苦。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就让邓颖超将冰心接到家里。周总理对她说：“吴先生的事。现在需要你关心他，帮助他。”周总理的话给予冰心很大鼓舞。通过冰心对吴文藻的关心与帮助，吴文藻能够正视错划右派问题，后来得以*。在他们的晚年，生活得和谐而充实，幸福而愉快，但在1985年吴文藻却先于冰心驾鹤西游了。
“更知何日重逢君”：石评梅与高君宇
石评梅在高君宇墓前留影 到过北京陶然亭公园的人，都会注意到这里有一座“高石之墓”，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闻名于世的女作家石评梅和她的恋人高君宇的埋骨之所。
石评梅于1902年出生在山西平定县，原名石汝壁。自幼喜爱梅花，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她为自己取字叫“评梅”；为自己的寓所取名为“梅巢”，甚至连自用的信纸也印上梅花。1920年石评梅在太原女师毕业后，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她积极参加学校里的诗社、剧社的活动，开始写作新诗和演出进步戏剧，成为北平诗坛上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1923年毕业后，她在北师大附中任教，并与同学陆晶清编辑出版《妇女周刊》。
她与高君宇是在1920年的一次山西同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