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北师大附中任教，并与同学陆晶清编辑出版《妇女周刊》。
她与高君宇是在1920年的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相遇的。高君宇是山西静乐县（今娄烦县）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北大学生会的代表，曾与许德珩等人一起冲进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成为北平学界著名的学生领袖。他是石评梅的父亲在太原省立一中执教时的学生。石评梅虽然没见过高君宇，但常听父亲夸赞一个叫高君宇的学生，因此印象深刻。同乡会上，高君宇慷慨激昂的演讲，让石评梅深觉震撼。会议结束时，石评梅走近高君宇，自报家门：“我是石鼎丞的女儿，叫评梅。”高君宇一听就愣住了，在他乡相遇恩师的千金，真是喜出望外；再者，评梅的大名又使他联想到一些报章上署名“评梅”的诗作。临别，高君宇随手从书包里掏出几本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给石评梅，她像得到宝物那样爱不释手。
当时，高君宇在老师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十几个北大学生，发起组织*学说研究会。石评梅在高君宇的举荐下加入了这个研究会，而且是他们吸收的第一位女会员。高君宇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还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与石评梅见面；但他对石评梅很有好感，经常忙里偷闲给她写信，联络感情。可是石评梅因为恋爱的失败，抱定终身不嫁的信念。对高君宇信中暗示的爱意，总是以同乡师友对待，这使得高君宇很痛苦。有一次，高君宇约石评梅和她的好友陆晶清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饭，高君宇向她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婚姻悲剧。石评梅很同情这位同乡，但仍然没有接受他的爱的心意。
1923年年初，高君宇参与领导了长辛店工人大*之后，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在这个危急时刻，高君宇还特意到石评梅的住处看望她。高君宇走后，给石评梅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这种深深的爱，浓浓的情，还是没有温暖石评梅那颗被冷却的心。1924年国共合作时，高君宇奉命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他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平的石评梅，另一枚自己则戴在手上，以此表明对石评梅永结同心的爱。直到1925年3月高君宇因肺病不治而辞世，他的手上还戴着这枚象牙戒指。
高君宇的病逝给石评梅精神上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这时她才意识到失却的爱，再也不复返了！石评梅整理高君宇的遗物时，她发现了一枚干枯的红叶，上面有高君宇写的两句诗：“满山红叶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是高君宇在1923年寄给石评梅的爱情信物，当时石评梅因与吴天放分手而发誓终身不嫁，她在高君宇所赠的枫叶背面写上：“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又寄回给高君宇。如今人已不在，红叶尚存，使得石评梅悲痛欲绝。她悔恨不已，痛恨自己不该拒绝真心相爱的高君宇的爱，她决心以自己的余生陪伴着高君宇的亡灵。
1925年3月29日，北京大学等单位为高君宇举行追悼会时，石评梅送了写有“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挽联，还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君宇的亲属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君宇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此后，每逢星期天，她都要到高君宇的墓前守候，她还写了十多篇文章寄托哀思。后结集为《涛语》出版。或许是石评梅悲伤过度，三年后，年仅26岁的石评梅也病故了。她的生前好友黄庐隐、陆晶清将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旁，使得这对生前未能结为伴侣的有情人，死后并葬以结连理。 。。
完美婚姻秘诀：“给”与“受”——林语堂与廖翠凤
林语堂夫妇林语堂和他的妻子廖翠凤都是福建人，林语堂出生在漳州，廖翠凤出生于厦门鼓浪屿。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两个很要好的厦门籍同学——陈希佐和陈希庆兄弟。有一次暑假，林语堂去厦门的陈家访友时，对陈氏兄弟的妹妹一见钟情，可是陈家是个富豪家庭，对林语堂这个穷牧师的儿子不感兴趣。陈父就将隔壁的廖家二女儿翠凤介绍给他。
廖家虽说家业不如陈家庞大，但在厦门也是名声显赫的富家。廖翠凤的二哥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与林语堂也有交往。经陈父搭桥后，林语堂应廖翠凤二哥的邀请到廖家做客。此时的廖翠凤正在上海圣玛丽书院读书，对林语堂因学习成绩优秀曾三次上台领奖的事早有耳闻，她躲在屏风后边偷偷地看他，对林语堂颇有好感。晚上林语堂住在廖家，廖翠凤还将他的衣服给洗了。第二天林语堂穿衣时发现衣服很洁净，并不知道是廖小姐给洗的，还以为这是廖家待客的热情呢！
对于这桩婚事，廖翠凤的母亲心里并不认同，她觉得林家穷，为女儿的未来生活担忧，就对她说：“从吃白饭的人家，嫁到吃糙米的人家，你受得了吗？”没有料到女儿却说：“贫穷算得了什么！”就这样一锤定音，他们就定下了终身。
林语堂毕业后，应聘到北平清华学校中等科担任英文教员。三年后他申请到美国留学。行前，于1919年1月9日与廖翠凤举行了婚礼，并带她一起赴美读书。婚后，林语堂同廖翠凤商量说：“结婚证书只有在离婚时才有用，我们烧掉它吧，今后用不着它的。”一根火柴将结婚证书烧掉了。
林语堂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一直是甲等，可是他的助学金却被取消了。原来是清华在美国的留学生总管施秉元拿留学生的津贴去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后，上吊自杀了。林语堂没有了生活来源，恰巧中国劳工青年会招募华工，他就和妻子到法国去打工。后来德国马克贬值，他们用自己的积蓄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这期间，他们夫妻的生活仍然很拮据，为了维持生活，廖翠凤只得变卖自己的首饰来补贴家用。外国人对玉器没有兴趣，每件首饰都卖不上好价钱。翠凤虽然心疼得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般，也不得不贱价卖掉。每当此时，林语堂总是安慰她说：“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廖翠凤并不计较这些，依然相濡以沫地支持林语堂继续读书。
1923年林语堂携妻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20世纪30年代又到美国从事写作，生活境遇大大改善，他与廖翠凤的爱情依然夫唱妇随，恩爱如初。1969年他们在台湾举行结婚50周年庆典。林语堂为妻子准备了一副金质手镯，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明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按他们女儿的说法，“天下再没有像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林语堂好静，廖翠凤喜欢热闹；林语堂不修边幅，廖翠凤每次出门都要打扮得齐齐整整；林语堂好吃肉，廖翠凤喜欢吃鱼；林语堂多愁善感，廖翠凤却重视实际。然而这些不同的个性，却没有成为他们的婚姻的拦路虎，相反的却成为婚姻互补的有机因素，使得他们的爱情永葆青春。有人问他们，50年婚姻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夫妻抢着回答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林语堂也感慨地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廖翠凤将他的灵柩运回台湾，下葬于林家庭院后园，终日与他相伴厮守至今。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卞之琳与张充和
著名新月派诗人卞之琳两首新颖别致的爱情诗《鱼化石》和《断章》，早已成为脍炙人口之作。据说，诗人是写给心目中的恋人张充和的。
卞之琳，于1910年生于江苏海门，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并开始新诗创作，受到徐志摩和沈从文的赏识。沈从文还资助他出版了新诗集《三秋集》，抗战时期两人曾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又成了同事。
张充和，安徽合肥人，生于苏州。她的三姐张兆和就是沈从文的妻子。张充和于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卞之琳在沈从文家见到张充和，因为都是北大校友，都是南方人，还都喜欢文学，风华正茂，情窦初开，很谈得来。加之张充和热情、大方，使得卞之琳自认为对方也有情谊，不由自主深深地爱上了她，但也自觉这是“一颗朝露”，“只能任其消失”。
不料，三年后，张充和也辗转来到西南“联大”，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