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了自己的沉痛心情：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秋风守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当时，丁玲被绑架，断了她母亲的生活来源，鲁迅则与出版丁玲的《母亲》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联系，给丁母分期汇寄稿酬。
1934年鲁迅与茅盾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就选编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水》等小说，可见他们是将丁玲的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成果予以推荐的。
1936年夏天丁玲得以逃出南京，是曹靖华将丁玲的处境告诉给鲁迅，鲁迅通知给冯雪峰，帮助丁玲逃脱虎口的。丁玲到上海后，要求会见鲁迅，但因鲁迅病重，未能如愿，不料丁玲到达西安时就得到了鲁迅逝世的噩耗。她只好以“耀高丘”的署名致信许广平女士表达了哀悼之情。
大师与平民的真挚友谊：胡适与袁瓞
袁瓞，江苏清江人，曾在上海读到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他因无一技之长，曾卖过豆腐，做过店员，后来以卖麻饼为生。袁瓞爱读书，尤其喜欢与人讨论英美政治制度问题。一次，他不揣冒昧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
胡适此时正执掌“中央研究院”，接到这封信，对这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深感精神可佩，便欣然命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对所提问题如实作复，同时还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卖饼的，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这件事“使我乐观，使我高兴”。最后真诚地表示：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从此，卖麻饼的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带来的黄灿灿、散发着芝麻清香的10个芝麻饼，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胡适接过芝麻饼，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吱咯吱咯地响，脸上现出少见的笑容。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融洽。胡适语重心长地向这位年轻朋友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这次谈话中，袁瓞得知胡适鼻孔里长有息肉，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可以治疗，但费用太贵，诊治不起。胡适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有一次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一位朋友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老胡适天真地认为，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偶像的坍塌：梁漱溟与章士钊
梁漱溟 梁漱溟自幼年就喜欢读报纸，特别是中学阶段，许多知识都得益于报纸的新闻和评论。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署名“秋桐”的文章，因讨论宪政制度的问题引起了梁漱溟的兴趣。后来，梁漱溟发现上海《民立报》常见署名“行严”提倡讲逻辑的论文，在风格上与“秋桐”的文章完全相同，梁漱溟断定两个笔名实为同一作者，后来通过朋友了解到这个人的真实姓名为章士钊。
辛亥革命时期，《民立报》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章士钊曾在《民立报》主持笔政，后因章本非同盟会成员，只好从中退出，自创《独立周报》，抒发个人言论。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图谋称帝，章士钊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因坚持共和的立场，传颂国内，极富盛名。梁漱溟很喜爱这份杂志，阅读之余，常就许多问题与章士钊通信探讨，彼此间建立了友谊。不久，章士钊回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法战争，担任军务院秘书长。战争结束后，章士钊来到北京，梁漱溟才同这位心仪已久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没想到这次见面却让梁漱溟大失所望。在梁漱溟的心目中，章士钊应当是一位关注国计民生、刻苦自励的君子志士，而实际上，他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细行不检，小节不拘，这让梁漱溟又觉得实在可惜。
二人的交往从此日渐疏远。
一诺千金捐助革命：孙中山与张静江
张静江出身富商之家，其父曾以10万两白银为他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１９０２年５月，张静江作为清政府派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随员，乘轮船从上海前往巴黎。恰巧，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也在同一条船上。
孙中山这一年３７岁，此前他已秘密创立了兴中会，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遂到处流亡，积极筹措经费，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便再次举义。他这次乘该船出国，也是为了此目的。张静江对孙中山早就崇拜不已，极欲利用这次机缘结识这位革命志士。经过几次接触，张静江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张向孙表达了要求参加兴中会的愿望。孙中山十分欣喜，从此两人遂在轮船上结成了密友。当张静江得知孙中山正在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一筹莫展时，便毫不犹豫地向孙中山表示，愿先捐助３万两白银支持革命。孙中山对张的慷慨解囊表示由衷的感谢，遂又感到，如此巨大的款项，到哪里去取？张静江会不会像一般公子哥儿那样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张静江看出了孙中山的心思，便说：“先生不是准备去美国洛杉矶、檀香山等地宣传革命吗？正好，我们家在纽约设有一个通运公司的分公司，经理名叫姚叔兰，是我的妻舅。我写一封亲笔信交给先生。先生到纽约后，可直接找他。我在信上写明凭信一次照付。不过一定要机密行事，万万不可泄露。否则就会累及众多人的身家性命。”孙中山到纽约后，果然凭张静江这一纸信札，顺顺当当地拿到了３万两白银。
张静江一直与孙中山保持着秘密联系，他不仅自己追随孙中山，还动员兄弟张弁群和不少亲朋好友也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张静江后来还慷慨资助蒋介石，使在上海证券市场破产的蒋介石度过了危机。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弥留之际的友情：萧红与骆宾基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县人。1934年到北大旁听，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不久他听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了。于是他决定循着萧军、萧红的足迹投奔鲁迅。当他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前两章，寄给鲁迅时，鲁迅已经重病缠身，无力指导他的写作了。“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在茅盾的荐举下，到浙东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流亡到香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人与土地》。当时他所带的钱不多，过了些日子就付不起店钱了。只得请求同是东北流亡作家的端木蕻良的协助。端木委托人为骆宾基付清店钱，为他安置了住处。同时还在自己主编的《时代文学》上刊发了骆宾基的长篇《人与土地》，使得骆宾基能够凭稿费维持生活。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萧红辞行时，端木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并立即赶往他们的住处。由于香港形势紧急，端木和骆宾基等人抬着萧红先后躲避在周鲸文家、恩豪酒店和时代书店宿舍。12月25日，香港沦陷，很多进步人士撤离香港。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医生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萧红，在1942年1月22日，逝世在这所医院里。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根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修订版序》所说，一直是骆宾基守护在萧红的身边。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因此，骆宾基总是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将护理的责任推给他。可是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一书，则说端木离开萧红是外出购买食品、药物，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萧红病逝后，端木请人为萧红拍摄了遗容，又剪下一缕萧红的遗发揣入怀中。还以高价买了素色瓷瓶，来装萧红的骨灰。第二天，他与骆宾基一起，将萧红的骨灰瓶葬于浅水湾。
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鉴于端木与骆宾基都已经作古，很难说清楚孰是孰非了。不过，从1942年2月末，端木、骆宾基等人乘“白银丸”离开香港，辗转来到桂林这件事来看，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并没有撤离香港，至于有多少天没有陪伴萧红则是个不解之谜。
怀柔与软化：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