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病危期间，端木并没有撤离香港，至于有多少天没有陪伴萧红则是个不解之谜。
怀柔与软化：林语堂与蒋介石
幽默大师林语堂提倡幽默，除了因为国民缺少幽默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林语堂曾如此夫子自道：“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
林语堂在他所编的《论语》杂志上，多次议论到蒋介石，每每冷嘲热讽，皮里阳秋，似褒似贬，令人真假难辨，如他自己形容的，是表演马戏的在绳子上跳舞。
1940年及1943年林语堂两次从国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受到国民政府的热情接待，蒋介石夫妇不仅多次接见，还委以侍从室顾问头衔。虽然林语堂声言接受此衔只是为了拿护照方便，而并未拿过政府的一文津贴，但从他单为方便拿护照就不避亲蒋之嫌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对蒋政府态度的改变：他已不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不左不右”的林语堂了。
1958年10月14日，林语堂从国外飞抵台湾，这是他首次登上宝岛，受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自然，人们的热情是当局对林语堂的态度的一种折射。林语堂上岛的第3天，下午5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会见了林语堂夫妇。当时正是“炮轰金门”高潮时期，蒋介石却将金门军需补给等军务大事暂搁一边，与林语堂大谈《红楼梦》。
1966年元月林语堂夫妇二人上台岛，与8年前一样，蒋介石在第3天下午于高雄澄湖官邸会见林氏夫妇，半年后林语堂即回湾定居。起先是赁房而居，后来蒋介石专门为他在阳明山士林区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住宅。蒋介石对林语堂不仅在生活上很关照，还想给他官做，曾打算让林语堂任考试院副院长。
林语堂虽然不肯做官，婉拒了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好意却是心领的，加深了对蒋介石的感情。他定居台湾不久，即逢蒋介石80大寿，林语堂写了贺诗一首，中有“高山景行止”之句表达他对蒋介石的尊崇之意。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消息传来，林语堂一跤跌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至蒋氏遗体前“涕泗滂沱”了一番。
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人赛珍珠，在她出生前，她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在她4个月大时就把她带到中国，此后20多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因此对中国充满了感情，视中国为第二祖国。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评论周报》中的一个闲话中国政治、社会的专栏《小评论》引起了赛珍珠的注意，她为作者的无畏与幽默才能所钦佩，于是想要见他，他就是林语堂。
1933年的一天晚上，他们见面了。之后林语堂在赛珍珠的鼓励下，着手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该书后来作为赛珍珠丈夫的戴约翰公司组织的图书在美国出版，赛珍珠在序言里极力称赞该书及其作者。该书在美国十分畅销，英美一些机构纷纷发来邀请，赛珍珠也力劝林语堂到美国去。1936年，林语堂率全家赴美，1937年他的《生活的艺术》在不断听取赛珍珠夫妇意见后完成，出版后成为1938年度美国最畅销的图书。
此后林语堂又在赛珍珠夫妇的鼓励下写出了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并由戴约翰公司出版。次年，戴约翰出版了林语堂的散文集《讽颂集》（又译《爱与刺》）。集子中所收的大多是当年《小评论》中的文章，赛珍珠又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在此之后，林语堂陆续写出了《风声鹤唳》、《啼笑皆非》、《枕戈待旦》、《苏东坡传》、《唐人街》、《朱门》等著名作品，且都由戴约翰公司出版。
从1933年起算，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友谊维持了20年，其间虽因林氏著作的巨大成功而使他们的友谊几番出现高潮，但毕竟彼此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差异，最终葬送了他俩这段本来传为佳话的跨国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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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携与感恩：林语堂与谢冰莹
北伐女兵谢冰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为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它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曾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被家长强迫嫁人，后逃出婆家，来到上海，虽然有孙伏园与林语堂作她的朋友，但仍感前途茫茫，情绪低落。林语堂为开导她，花了不少时间，谢冰莹后来回忆道：“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和我谈，一谈也许就是两三小时。”
当时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极力劝说下，谢冰莹才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从军日记》出版后，风靡一时，后被译为日文、法文、朝鲜文出版。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读到法文版后，特地给谢冰莹来信表示祝贺和赞扬。
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在长沙竖起大旗，召集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亲自带领近20名女青年，开赴前线协助作战，这使林语堂很受感动，他给她去信道：“你自称小兵，实我对你们小兵只有惭愧。……弟在国外，惟有文字尽力而已，余不足道，打胜仗还是靠诸位小兵。”
就在这一年里，林语堂的长女与次女将谢冰莹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
林语堂逝世一周年后，谢冰莹在纪念文章中满含深情地说：“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先进，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志趣道不同的同乡同龄人：陶行知与胡适
陶行知与胡适都是安徽人，陶行知的歙县与胡适的绩溪县相距不过几十里路程。不仅家隔得不远，两人的年龄也出奇地近，陶行知只比胡适大两月。两人先后赴美留学，各自辗转一圈后，竟在同一年里入哥伦比亚大学，又同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回国，一南一北，同样做了高等学府的教授。
五四运动那一年，陶胡两人一同接待了来华访问的他们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杜威的来访，给中国的“平民教育”加了温，胡适对“平民教育”多有鼓吹，陶行知更全身投入其中，并作为终身致力的事业。
1923年夏秋，胡适到杭州休养，与他私爱的表妹曹珮声优游于西湖山水间。中秋之日，陶行知冒雨来见胡适，当晚就住在山上。
陶行知此番与胡适同游，自不免时而谈及平民教育。有回陶行知问胡适：“你家里可能办平民教育吗？”胡适说能。陶行知又问：“谁教咧？”胡适说：“我的车夫可以教。”陶行知顿受启发，一个教一个、被教的在学的同时又可以教下一个的“连环教学法”在他头脑中明晰起来。隔不几天，陶行知就给胡适夫人江冬秀寄了6本《平民千字课》，同时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连环教学法”，希望胡府的车夫吴二做教员，教别的佣人识字，连胡适的儿子“祖儿或者也可以教几课咧。”
胡适过的是养尊处优的学者生活，而陶行知则放弃了这种生活，走上了一条大众教育的“野路”。道不同，思想观念也就产生了差异，两人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后来陶行知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师范，因收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学生，学校被当局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缉。此时，胡适已与陶行知形同陌路，但他将卫戍司令部解散晓庄师范的布告、陶行知的通缉令、报纸对事件的评介连同晓庄师生乘火车不打票的油印宣言，一并粘贴在他的日记本里。虽然他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所收剪的报章也多是歪曲的报道，妨碍了他对陶行知生怀同病之怜，但他对陶行知终也不能冷漠到视若无睹，充耳不闻。
在早年，陶行知与胡适同样都是以自由主义立身的知识分子；抗战胜利后，胡适作了政府的“诤友”，陶行知则成为一个与政府对抗的*斗士，两人再无一点共同语言了。
惜才：张爱玲与柯灵
张爱玲 1943年7月里，张爱玲亲至上海《万象》杂志编辑部，将她的中篇小说《心经》交给新任主编柯灵。此前柯灵已经读到《沉香屑》，正有心向张爱玲邀稿，《心经》便于次月发表了。两人由此成了朋友。
张爱玲在沦陷区那样的环境里四处发稿，这使得一些正直的人们因为惜才而为她担心，生怕她不小心沾了灰尘。郑振铎就曾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急于发稿，但张爱玲不肯听从柯灵的劝告，说她主张“趁热打铁”。
随后张爱玲由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灵感，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