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并不爱沈从文时，胡适希望她能与沈从文做个朋友，还劝说给沈从文写封婉转的回信。最后胡适答应劝劝沈从文。由于胡适的协调，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回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经过三年多的爱情拉练，沈从文终于赢得了张兆和的爱情。
1930年5月，胡适联合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胡适的离开后，沈从文也觉得失去了靠山，同年秋天也辞职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天沈从文到胡适的学生杨振声主持的青岛大学任教。此后的十几年间，胡适与沈从文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们间的通信联系一直未断，直到1948年胡适离开北平去美国之前。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通信和会面了。 。 想看书来
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晚年的赵家璧与老舍有着三十多年交往的赵家璧是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他十分热爱编辑工作，早在读中学时就主编过《晨曦》月刊。在光华大学英文系读书时，还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因此，1932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1936年，他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为现代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老舍与赵家璧的第一次联系始于1932年，当时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他写信给正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的老舍，请老舍给这套丛书写一部长篇小说，要求的条件是先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对这位素昧生平的编辑约稿，老舍想把他的《小坡的生日》给他，可是他听说老舍正在撰写小说《离婚》，就盯着索要，终于在1933年的7月得到了这部小说，8月份就列入“丛书”出版了。1934年8月，老舍来到上海，顺便到编辑部拜会赵家璧。这是他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之后，他和老舍的联系就逐渐密切起来。接着又拿到了老舍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赶集》，并于1934年列入“丛书”的第十一种出版。
老舍与赵家璧的第二次会面是在1944年年末的重庆。为纪念良友图书公司创办20周年，赵家璧决定出版一本纪念性散文集《我的良友》。当他向老舍约稿时，老舍写了篇《三函“良友”》的散文，文中谈到他的交友之道，也谈到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在重庆期间，老舍的《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已经在《扫荡报》上连载，第二部正在《世界日报》连载。赵家璧就同老舍商量，拟将这两部列入《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出版。将尚未动笔的第三部《饥荒》列为第三种。当时老舍提出在书籍的印刷上要用第一流的印刷条件，三部出齐后，再印一部有着一百幅插图的精装本。老舍还向他提出将来的《老舍全集》由良友出版，为此，赵家璧与老舍签订了一份出版《老舍全集》的合同。1946年的2月间，赵家璧因为股东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旋即退出良友公司，这个出版计划就无法兑现了。
正在赵家璧左右为难时，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途经上海。赵家璧在他的寓所为老舍和曹禺饯行。第二天老舍约赵家璧到他留沪的住处，刚一见面，老舍就握着他的手说：“家璧，你现在的处境，我都知道了。你办出版社的态度，一向是认真负责的。现在‘良友’既然有人作梗办不下去了，我们两个人合办一个新的出版社。你不必恋恋不舍那块‘良友’的老牌子。我到了美国可能会拿到一点钱，如果有多，我就给你汇些美金来。你自己也去想法凑些钱。这个出版社，除了出《老舍全集》外，其他仍按你过去经营‘良友’的办法。我仅投一点资，一切由你去主持，赚了钱，分我一份，亏本，不能再向我要。我们用‘相见以诚’四个字来共同合作。”
为了组建这家出版社，赵家璧变卖了部分老家的田产。接着老舍陆续从美国汇来他的版税，总计约2000美元。于是在1946年7月申请注册了“晨光出版公司”。公司资本总额五亿元（旧币）分500股，赵家璧200股、舒舍予（老舍）150股、陈熙元22股、陆祖琬98股、胡絜青30股。这五个股东为发起人，赵家璧、舒舍予、陆祖琬为董事，胡絜青为监察人。陆祖琬与胡絜青分别是赵家璧与老舍的夫人，陈熙元是赵家璧的外甥女婿。公司设在上海哈尔滨路258号赵家客厅里，雇员只有一名，那是赵家璧的内侄陆元勋。
老舍为了支持晨光出版社，除了将自己的新作交给晨光出版外，还把分散在各书店的旧作版权收回，经修订后，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在这套丛书中，出版老舍的作品最多，如《猫城记》、《离婚》、《老张的哲学》等旧作，还有《四世同堂》、《方珍珠》、《龙须沟》等新作，都被列入丛书出版，共有16种。遗憾的是，原拟出版的《老舍全集》未能如愿。
1950年1月老舍回国后，与赵家璧商议终止晨光出版公司业务，但未能获得上级批准。1954年4月公私合营，晨光并入了新美术出版社，经营了将近八年的晨光出版公司也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然而，就是因为老舍用美金入股与赵家璧合办晨光出版社，在“*”期间成为老舍的罪状，多次在批斗会上受到红卫兵的拷问。这也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置老舍于死地的主要借口之一。
他们一起编教材：沈从文与杨振声
沈从文与杨振声是在青岛山东大学认识的。
1931年的秋天，经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职。杨振声虽然在美国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可是他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了新潮社，出版了中篇小说《玉君》，引起文坛的注意。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对沈从文还是很器重的。在青岛大学的这段时间，沈从文每月有一百块钱的工薪，生活得还算惬意。课余时间还能创作一些作品。
1933年夏天，杨振声对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军阀统治不满，与沈从文相约辞去青岛大学的职务。他们到北平，和朱自清一起为北平的*编纂小学国文教科书，他们编辑了《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还亲自到师大附小作实验，这套教材体现了他们对儿童教育及其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与此同时，沈从文与杨振声还接替清华研究院吴宓教授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他们接手后，将原来的刊名改为《文艺副刊》，由原来的侧重学问，转向侧重文学创作。沈从文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这样，沈从文也就成了北方著名的报纸副刊主持人。由于他的努力，《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能与《申报·自由谈》比肩并立的一个重要园地。
到北平后，沈从文就着手准备与张兆和的婚事，可是他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张兆和就将自己一只戒指，让沈从文当掉。当时，沈从文寄居在杨振声家里。这一天杨家的管家将沈从文换下的裤子拿去洗时，发现口袋里的有张当票，恰巧沈从文不在，就交给了杨振声。杨振声这才发现沈从文手头拮据，就预付给他50块钱的薪金。几年后，杨振声与张兆和的四妹提起这件事时说：“订婚时都是男士送给小姐戒指，作为信物，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掉小姐的戒指的！”
抗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撤离北平。杨振声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任秘书，负责组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南迁的疏散和善后工作。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聘任沈从文为国文系教授。过了一段时间，张兆和带着杨振声留在北平的子女来到昆明，他们和杨振声一家住在蔡锷的旧居里，形成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临时大家庭”。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长幼有序，其乐融融。此间，杨振声、沈从文和朱自清等人在教务之余，仍然继续编纂国文教科书。他们分工细致，每周聚会一两次，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抗战胜利后，他们一起回到北平，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沈从文在中文系任教，直到解放后杨振声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沈从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们才分居两地，很少见面了。
落魄时的忘年交：陈独秀与台静农
陈独秀与台静农都是安徽人，陈独秀的家乡怀宁和台静农的家乡霍丘，都属于皖北，却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陈独秀曾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可是在台静农1922年进入北大时，陈独秀已于1920年离开。一向很尊敬陈独秀的台静农，在抗战前却一直无缘与陈独秀相识。
在1938年10月他们却在四川江津县（今重庆市）意外地相识了。1937年8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后，他和妻子潘兰珍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于1938年7月搭乘中国银行的飞机到了重庆。几天后他们来到江津县，投奔他的好友邓仲纯。这一年的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老舍邀请住在江津白沙场的台静农，到重庆作鲁迅生平报告。第二天台静农回到江津，顺便去看望他在山东大学时结识的好友邓仲纯。邓仲纯在这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台静农刚一进门，邓仲纯就大声说：“静农到了！”原来陈独秀听邓仲纯说台静农要来，就提前到他的小医院来等台静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江津县城与白沙场都是长江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