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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鲁迅在北大和北京女师大任教，与钱玄同成了同事。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和陈西滢的斗争中，鲁迅与钱玄同都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了名，他们步调一致的友谊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在“女师大风潮”过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他们则不像同在北平时经常联系了。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专事文艺创作和革命文艺运动。鲁迅的思想转变引起了钱玄同的不满，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产生隔膜。1929年6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时，在老师章太炎那里遇到钱玄同。这时他们已经话不投机，意气不投了。因为一句话两人竟然当着老师的面争得面红耳赤。不久之后，钱玄同到孔德学校去，见到鲁迅正在那里。两人见面，无话可谈，都显得很尴尬。突然钱玄同见到桌上有张署名“周树人”的名片，他就随口问道：“你又用三个字的名片啦？”鲁迅却冷冷地回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钱玄同一听这是针对他常用的笔名“疑古玄同”而发难的，一言未发，拔腿就走。
鲁迅之所以这样冷漠地对待好友钱玄同，主要是因为钱玄同对鲁迅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不满；鲁迅则认为钱玄同是站在资产阶级*主义的立场上空谈革命，喜作惊人之语，而不想干实事。
1932年鲁迅再次返北平省亲时，钱玄同竟然公开声明他不认识鲁迅，阻挠鲁迅到北师大演讲。当时钱玄同在北师大担任国文系主任。学生们听说鲁迅回到北平，想邀请他来校演讲，但不知鲁迅住在哪里，便去问钱玄同。钱玄同一听就气急败坏地说“我不认识鲁迅！”学生们决定自己去请鲁迅，钱玄同威胁学生们说：“要是他来演讲，我就辞职！”学生们没有理钱玄同，请来鲁迅演讲，钱玄同为此很生气，但也没有兑现诺言：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到此，过去的同窗、同事和战友，已经成为陌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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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相应的作家：鲁迅与茅盾
1920年年底，商务印书馆为了适应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决定改组《小说月报》，责成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来做这件事。他就交给该刊“小说新潮”的编辑茅盾来完成，并要求1921年1月出版该办的第一期。茅盾立即着手组稿。他早就读过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可是与他们素不相识，苦于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于是他想到了王统照，他曾经给王统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就写信给王统照，请他帮忙组稿。
几天后，茅盾突然收到一个叫郑振铎的人的来信。他们也是素昧生平，郑振铎自我介绍说他是王统照的好朋友。他们由周作人牵头正在组织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希望他能参加。这样，茅盾就与周作人、鲁迅取得了联系，彼此间的往来也越来越多。鲁迅多次为《小说月报》提供稿件，支持茅盾的工作。像他的小说《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等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特别是在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中，鲁迅、郑振铎、周作人都发表文章，给予茅盾很大支持，使得原本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月报》，改革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阵地。这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
附带说一下，“文学研究会”成立时，鲁迅在*任职，根据北洋政府的《文官法》的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因而鲁迅没有参加“文研会”，但他对“文研会”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是经鲁迅审阅后才公布的。
鲁迅与茅盾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时，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为鲁迅接风，邀请茅盾作陪。因为鲁迅来去匆匆，他们没有来得及深入交谈，第二天鲁迅就离开了上海。第二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12日。此前的一天傍晚，茅盾夫人孔德沚告诉他，鲁迅搬到*里23号，我们家的前门正对着他家的后门。茅盾本想去拜会鲁迅，可是当时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来到上海创作小说，生怕暴露身份，也担心为鲁迅招徕麻烦，就没敢贸然拜会他。不料，几天后，鲁迅在周建人的陪同下，来登门看望茅盾。茅盾感到喜出望外，鲁迅是知道他通缉令在身，行动不便，特来拜会的。这次见面，他们交流了很多时政消息，还彼此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打算。鲁迅表示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专事写作。此次会见之后，茅盾写了篇《鲁迅论》，以“方璧”为笔名在1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并以此表示对鲁迅来上海的欢迎。这是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反映出茅盾是鲁迅的最早的知音。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的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并肩战斗，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同年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和茅盾等8名作家联名发起为小林遗族募捐。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的一天，茅盾到鲁迅家去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天来访时告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了，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表示祝贺。鲁迅征得茅盾的同意，委托史沫特莱给陕北拍了一封祝贺胜利的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逝世时，茅盾正好回乡看望母亲。接到电报时，正值他的痔疮发作，不能乘车或乘船。等到出血略止，回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他的妻子孔德沚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工作，鲁迅用的西式棺材就是孔德沚陪着宋庆龄选购的。
胡适爱才，一厢情愿：翁文灏与胡适
翁文灏，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02年考中清朝秀才，清朝末年到比利时留学，于1912年获得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学博士。他是我国的第一个地质学博士。1913年年初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工作。1916年由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章鸿钊牵头组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担任所长，翁文灏参与其中，并于1921年接替丁文江担任所长。1920年翁文灏兼任北京大学博物系教授。后又担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胡适与翁文灏相识是由丁文江引荐的。丁文江虽说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地质系毕业，但他思想活跃，学识广博，热心于社会活动，与胡适过从很密切。胡适对自然科学也很有兴趣，地质调查所的一些科学活动，他经常参加。这不只加深了与丁文江的友谊，还与翁文灏也相熟起来。1922年胡适与丁文江等朋友创办《努力周报》时，他们的联系更多了。胡适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高度称赞了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学科建立做出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由这个社的成员每人捐赠月薪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共计筹集4200元钱，作为出版费用。这个刊物共出版了50多期，在合作中胡适与翁文灏的友情日益深厚。1934年翁文灏遭遇车祸后，胡适十分关切，不仅给南京政府的要人写信，请求大力抢救治疗，还在《独立评论》上托名发表言论称：翁咏霓是国家的瑰宝，“人世所稀有”，“是五十条生命换不来的”！这种言论足以说明胡适非常看重翁文灏，他们的关系也是异常密切的。
后来，翁文灏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胡适认为翁文灏从政很有前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畅想在二十多年后的民国57年（1968）的*，为80岁的大总统翁文灏举行盛大祝典。1948年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胡适闻讯立即表示祝贺和支持。他希望翁文灏“用多年来积学的精神和方法，开中国政治上的新风气，打倒空谈、不科学的空谈”。他认为翁文灏“兼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经验，我们很希望在他领导下，对专家的政治，得到特别的注意与提倡”。翁文灏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金圆券，结果没有能抑制物价飞涨，六个月后就下台了。国民党撤离大陆后，胡适去了美国，翁文灏则到了法国。
1950年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邀请翁文灏赴美，胡适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准备亲自去迎接他。不过，翁文灏却没有去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大陆。这种选择则意味着他们间早就存在着思想分歧，胡适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正秋
洪深，人称“洪老夫子”，学名洪达，字浅哉，号伯骏。于1894年12月31日，出生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