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开始后，由于康有为与张元济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二人以六品主事之职受到光绪召见，成为自咸丰以来40年未有之“殊遇”。新政期间，他们共同为倡办的京师大学堂出谋划策，尽过不少心力；共同向光绪提出了包括“满汉通婚、去发辫、除跪拜”等一系列大胆建议；康请开懋勤殿，推荐10名顾问官，张元济名列其中。“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远避海外，张元济被革职到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但二人时相书信往来。1910年春，张出国游历，第一站到新加坡，便去看望卜居槟榔屿的康有为。辛亥革命后康返国定居上海，康、张二人来往频繁，张着手辑印《戊戌六君子遗集》得到康有为的大力协助。1927年3月，康去世时，张元济致函康的弟子梁启超云：“南海先生七旬称庆未及一月，遽尔作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可胜悼惜。”表达了无限哀切之意，同时为出版《康南海遗著》竭尽全力。此后数十年间，张先后校评《清史稿·康有为传》，存录《康南海藏书书目》，题跋《康长素书札》，直到90高龄，还向友人叶恭绰借来南海会馆七树堂康有为的照片，凭吊祭奠。
不寻常的见义勇为：李大钊与陈独秀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大学生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对外称“亢慕义斋”（英文muni*）。与此同时，他与陈独秀开始着手建党事宜。在党名问题上陈独秀曾提议将muni* Party称为“社会党”，李大钊经过思考后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遭到警察局的逮捕，后经过同乡保释出来。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在此期间，独秀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警察站岗，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李大钊得到这个消息，就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李大钊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排除了乘坐火车或汽车出京方案，经过周密思考，决定由自己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得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搭建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抵达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告诉大家沿途平安的佳音。
一份杂志缔结的终生友谊：李大钊与章士钊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主张“条陈时弊，朴实说理”，倡导启迪民智，致力于探讨“政治根本之精神”，同时，针对当时国内舆论界的“国权论”，系统地宣传了“天赋*”观念，在理论上深入地批判了专制主义思潮。《甲寅》杂志很快吸纳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思想家如陈独秀、高一涵、胡适及易白沙、吴虞、杨昌济等人参与，正是这批人，日后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时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李大钊，深深被《甲寅》所吸引，遂撰写了《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一文，投给《甲寅》。此文引起了章士钊的注意，于是便约见了李大钊。二人晤谈颇为投机，之后两人几乎每个月都要会晤一次，有时章士钊就留李大钊吃饭，关系日益密切。此后，李大钊 “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李大钊先后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国情》、《厌世心与自觉心》等一系列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并就“爱国心”的问题与陈独秀展开了争论。这场争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与《甲寅》杂志宣传的其他*主义思想一起，被《新青年》所继承，为后来的作为启蒙运动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１９１７年秋，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替自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而自己则专去讲授逻辑学。
李大钊接任馆长后，常向国外发函订购书刊，而每次发函订购，李大钊都要和章士钊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并请章夫人吴弱男斟酌函件文字，如是三年有余，李、章二人关系更加密切。１９２５年，吴弱男请李大钊为自己的三个孩子讲授《社会学》，每周到章家上课两次。由于家庭关系密切，李大钊叫女儿李星华认吴弱男为干妈。李大钊经常与苏联使馆人员接触，每次会见前，他总要作充分准备，就所谈的要点、预拟语句等，请吴弱男为之斟酌润色。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２８日遇难。李大钊被捕前曾避居苏联使馆，吴弱男曾假借为儿子签护照，去使馆见李大钊，劝其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而李大钊却很镇定，迟迟未行动。不久，北京政府突派军警包围苏联使馆搜查，拘捕了李大钊等人。章士钊闻讯，由津遄返北京，企图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学良首肯，杨亦同意，于是入见张作霖。张作霖说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１１将领商量。不久１１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仅空谈理论，应对*罢学负责。于是李大钊等牺牲。
李大钊烈士蒙难后，吴弱男首先赶往府右街朝阳里３号李宅向李夫人赵纫兰慰问，后来又和章士钊一道去长椿寺奠祭。李大钊身后家中无分文积蓄。吴弱男与其亲友分头奔走，结果只筹集到２０００多元。当时以棺木过薄，就从中支取２００元，另购棺木改殓丧葬事，仅存１０００余元，由李大钊烈士的同学白眉初及陶玄等管理，以利息支持遗属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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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嘲笑：梁启超与胡适
梁启超与胡适之间曾就墨学问题进行过切磋、交流。梁启超后写成《墨经校释》一书，请胡适为之作序。梁启超是胡适少年时代崇敬的文化名人，如今能为这位文化名人的著作写序十分高兴，于是很快写成一篇3000字的序言。序言中称：梁著在前人张惠言、孙诒让等人校释的基础上“很有许多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可商榷的意见。但梁对胡提的意见颇不以为然，并就胡的序言又写了一文进行辩驳。1922年《墨经校释》正式出版时，梁启超把他针对胡适序言所写的答辩放到书前，而将他请胡适写的序言放到了书后。此事引起了胡适的不快，便在1922年4月30日的日记里写到：“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
中国古代的著述传统，著述者将自己的序言放到书的最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文人的著述也效仿西方的方式，将序言放到了书的前面，正如西方的一位哲人所说：“序言总是写在最后，放在最前”。胡适在这里认为梁启超的做法“未免太可笑了”，似有对其不认清形势变化的嘲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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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与赵元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力倡白话文的同时，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翻译与日俱增。刘半农有感于国人单单使用一个性别不分的第三人称“他”字来书写，势必造成诸多不便。经过悉心考虑之后，刘半农终于创造出了一个“她”字。 “她”诞生之后，如何得到人们的认可并加以推广运用，成了刘半农的一大课题。
1920年2月，刘半农携家踏上了赴欧洲留学之路，首先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语言学。不久，刘半农创作了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将他在两个多月前刚刚发明的汉字“她”字引入诗句，在句中反复运用“她”字，来宣扬、实践此字的使用。这首诗后来由留美语言学博士赵元任谱成歌曲，广为传唱，历久不衰，“她”也就乘着歌声的翅膀得到普及。赵元任曾向大家讲了一段有关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更重要的是，刘半农和赵元任以此为契机开始了长达10年的交往与合作。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1925年，刘半农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不久，刘与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聚集在北京赵元任家中，讨论研究音韵学的问题，为汉语言学的科学化，进行了奠基性的工作。
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老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从保皇派到共产党员：杨度与李大钊
杨度早年留学日本，其间曾结识孙中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