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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旧情的朋友：胡适与陈独秀
陈独秀与胡适的相识是经汪孟邹搭桥的。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在日本留学时与陈独秀是同学，通过汪希颜的关系，陈独秀结识了汪孟邹。而担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的汪孟邹是胡适的老乡，他们都是安徽绩溪人，关系较为密切。1904年陈独秀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时，就邀请汪孟邹到芜湖一起编报，进一步发展了友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筹办《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时，广罗新锐人才，以便吹响新文化的号角。有一次汪孟邹同他谈到，他的老乡胡适在美国发表的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提到文学革命的问题，在留学生中反响强烈。陈独秀似乎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就通过汪孟邹向胡适约稿。1916年初，胡适翻译了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由此揭开了他们友谊的序幕。
他们在往还的书信中谈到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都能引起对方的思想共鸣，更进一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通信中，胡适提到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陈独秀予以充分的肯定，并要他写成文章寄给他。1917年1月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在改版后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陈独秀还特意撰写了“跋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接着，陈独秀撰写了《文学革命论》与之相呼应，与胡适携手擎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后来胡适也承认，要不是陈独秀的力挺，当年的“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他就给胡适写信，希望他尽早回国，答应举荐他来校担任教授。同年7月胡适进入北大，在教学之余，还协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后来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由胡适负责编辑，其用意是与《新青年》互为补充，不过对此胡适并不完全认同，仍然主张应该“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实际上为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埋下了伏笔。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因散发《北平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尽管胡适对陈独秀发表的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多有不满和担心，也不同意陈独秀要求学生们罢课，但他还是积极奔走营救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思想更为激进，他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本志宣言》，倡导民众运动，推翻有产阶级，建立新型的社会。就在这一期《新青年》上，胡适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却提倡“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显然，他们间的思想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一个亲俄，一个亲美，一个激进，一个退却，本来是互相提掖的朋友，现在却成了两股铁道上跑的火车了。
后来陈独秀在北大受到守旧派的排挤，旋即辞职到了上海。他所创办的《新青年》也迁移到上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但在这个阶段，陈独秀仍不忘旧情，总希望胡适能与他并肩战斗。他们经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因痔疮住进医院，陈独秀来医院探望他时，说不上几句客套话，就争辩起来。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和杜威，俄国革命和美国制度。他们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终以一方让步作终。可见，尽管他们思想分歧，观点有异，但个人间的友情之火还没有熄灭。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出于友情的系念，积极游说，致信顾维钧，为陈独秀开脱罪责，得到当局的释放。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在陈独秀坐牢的五年间，胡适仍然不改初衷，努力活动，只是他鞭长莫及，未能很快奏效。到1937年胡适找到汪精卫，通过汪精卫的工作，终于使坐牢五年的陈独秀获释。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后，生活拮据，十分艰难，依靠编写小学教材为生。汪孟邹看望了陈独秀之后，给刚刚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写信，述说了陈独秀的生活困境。胡适十分同情，就多方设法为陈独秀办理来美国定居事宜，以便使陈独秀能够通过写作赚取生活费用，可是耿直的陈独秀却拒绝了胡适的帮助，从此以后，直到陈独秀贫病而逝，他们也没有机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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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同者，道难合：胡适与周作人
1917年4月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在同一年的7月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后，也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们同在文科任职，彼此间也就相识了。但他们间的联系是发生在这一年的11月。在文科研究所布置教师和学生们选择研究课题时，胡适和周作人都报名参加了“小说研究组”。他们在“小说组”的研究活动中，拉开了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序幕，也开始建立了个人联系和友谊。
1918年《新青年》改组后，在《新青年》的同仁中，胡适和周作人是配合较为默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1918年5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的译文，宣扬摒弃旧思想，旧道德，奉行新的婚姻观与贞操观。这篇译文得到胡适的响应，他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了《贞操问题》，对热《贞操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联系中国实际，批评了“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贞操问题”是“第一无道理的”。
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提倡个人本位主义，指责封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对此周作人也积极响应，在同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将“人道主义”精神归结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要以此“为本”，建立“人的文学”。立场、观点的一致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他们之间有时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其主要表现就是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他提倡的“新村运动”是模仿日本的，胡适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先后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学术讲演上，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激烈抨击在中国推行新村运动。接着，周作人发表文章进行自强辩解。这次论争虽然进行得慷慨激昂，但并没有影响他们间的友谊。这也是当年的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
然而，在1920年8月，随着陈独秀与胡适的矛盾的加深，《新青年》内部出现了办刊方针的分歧。胡适主张《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周作人与鲁迅则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仍然站在陈独秀的一边。这种政治分歧，为他们的友谊埋下了隐患。
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队包围紫禁城，驱逐清帝溥仪出宫，胡适却提出“抗议”，称驱逐废帝“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对此，周作人当即给胡适写信，认为“驱逐清废帝”，“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信中还告诫胡适，“帝国主义的外国人”支持你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赞成复辟，不要上他们的当。这件事导致了周作人与胡适的根本分歧。
接着在1925年发生的北京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中，胡适与周作人的分歧更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周作人与鲁迅是支持女师大爱国学生运动的，与北洋军阀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支持者陈源，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斗争。而胡适则持折中、调和的态度，联合十几名北大教授，发表声明，对章士钊、陈源之流与学生爱国行动及其支持者，各打五十大板。周作人对此非常不满，当即写了《〈国魂〉之学匪观》及《忠厚的胡博士》等文章予以辩驳。
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吓坏了周作人。他开始闭门读书，明哲保身，不问政治。胡适与他的关系又开始密切起来。1932年，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接受出版周作人的译作《希腊拟曲》，并付给他较高的稿酬，周作人知道这是胡适的关照，是心存感激的。
七七事变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离开沦陷区，而周作人却留在北平，后经不起权势的引诱走上叛逆之路。
他们都喜欢拜伦的诗：鲁迅与苏曼殊
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缘起于创办《新生》杂志。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开始了文学活动。他从仙台来到东京，打算创办一个杂志，取名《新生》，意为“新的生命”。为了筹办杂志，鲁迅想约集几位熟悉文字和绘画的人。
当时苏曼殊因为在国内参与反清活动遭到通缉，逃往日本，住在章太炎办的《民报》报馆内，章太炎和陶成章就举荐苏曼殊与鲁迅相识。苏曼殊擅长绘画、诗文和翻译，正是鲁迅办杂志需要的人才。他们一见如故，谈话投缘，就共同着手《新生》的筹备工作。苏曼殊为《新生》绘制了几幅绘画，但遗憾的是，由于资金不到位，编辑好的创刊号却不能出版。鲁迅只好将他与苏曼殊为《新生》所准备的文章和图画，推荐给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上。像鲁迅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以及苏曼殊的几幅水墨画都是在1907年到1908年的《河南》杂志上陆续刊出的。
鲁迅与苏曼殊的友谊，还与英国诗人拜伦有关。苏曼殊是我国第一位翻译介绍拜伦诗作的人，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星耶峰耶俱无生》、《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等诗作。鲁迅对拜伦也是很喜欢的。他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就热情地讴歌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西方诗人，尤其是对拜伦的生平与创作介绍得更为详细。鲁迅敬仰拜伦，认为他的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