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双簧信”，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写文章为“王敬轩”鸣不平，有人写信责问《新青年》为什么发表“王敬轩”的文章，各种观点，纷纷出笼，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林琴南，也跳出来为“王敬轩”张目，于1919年初，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攻击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并希望军阀势力用武力来打击新文化运动。
对这场“双簧信”，鲁迅对刘半农的进步很有好感，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但是，胡适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双簧”显得“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钱玄同任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致力于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历史学、音韵学、语言学、经学诸领域都有建树，成为我国现代音韵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还积极倡导文字改革，是第一批简体汉字的起草人之一，是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最早的拟定人，是汉字横排和自左至右书写形式的发起人之一，还是最早的白话国语教科书的创编者。刘半农则到法国进修，取得博士后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宽，教学之余，在白话诗创作，外文翻译，搜集民谣，校点古籍，语音实验，以及音乐、摄影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就。
上下枪杆子延请笔杆子：陈布雷与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是军人出身，但深知“笔杆子”的重要，曾多方罗致而未得。北伐革命胜利抵达南昌后，蒋介石经人举荐认识了陈布雷。陈布雷那时36岁，在《商报》担任主笔，其见解深刻、笔墨酣畅，在报界名噪一时。
1927年初，陈布雷专程赴南昌去见蒋介石，他是接到一张由蒋介石亲笔签名的全身戎装照片被邀请见面的。见面后，二人就时局的发展交换了看法，随着交谈的深入，双方愈加投契。在后来相处的几天里，陈布雷在蒋介石的动员和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并为蒋介石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告黄埔同学书》是陈布雷为蒋介石第一次代笔。当时因文章要得很急，由蒋介石口授意思，陈布雷则边展纸研墨边打腹稿，然后一挥而就。文章立意明确，文情并茂，站在一旁观看的蒋介石不禁称赞不已，连说几个“好！”字。当即表示请陈布雷留在北伐军总部工作。但陈却以自己志趣在报业为由，坚辞不留。蒋介石只好任由陈布雷回到上海，但同时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人才抓到手。此后，蒋介石经常委托陈布雷代拟文稿，借此作为联络的纽带。1934年5月，陈布雷被新上任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调到南昌任职，翌年，赴武昌开始担任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从此完全告别了报界，供职于蒋介石身边。在其后的生涯中，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了不计其数的文稿，扮演起了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文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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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到死不收兵：辜鸿铭与袁世凯
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是出名的铁杆保皇派和传统文化的卫道士。在辜鸿铭的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个不学无术、无赖暴贵、穷奢极欲之徒，更是个脑袋里长着反骨的朝廷逆臣，所以，从不放过对他的诅咒、攻击。辛亥革命以后，袁氏当国，威风八面，手握生杀予夺之权，辜鸿铭不但毫不畏惧，进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
当时，北京有家英文报纸“Peking gazette”。主编陈友仁曾生长在西印度，英文极好，同时在“讨袁”这一点上与辜氏同道，可谓志趣相投。一时间，二人用英文撰写的“讨袁”文章交相辉映，耸人耳目。辜鸿铭大骂袁世凯背信缺德，丧尽廉耻，原奉命扶持清室，却投降了革命党，然后拥兵自重，成为民国总统。其语言刁钻犀利，妙趣横生，在西方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此，袁世凯自然恼恨万分，却又无可奈何。后来，袁世凯托人请辜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500元，只要答应了，既往不咎。此事遭到了辜鸿铭的严厉拒绝。
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举哀三天。辜鸿铭却公然置法令于不顾，在家中大开堂会，彩灯高悬，锣鼓喧天。有人打报告到警察总监吴炳湘那里，最终也未能制止。
守护宪政挑战总统：胡适与蒋介石
蒋介石自1954年当选第二任“总统”以后，到1960年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宪法，不能连任三任。但蒋并不想退位，于是就找人提出“修改临时条款”，通过修改宪法扫除连任道路上的障碍。对此，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蒋介石连任，曾请当时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蒋“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同样的意见，胡适多次向黄季陆、王云五等友人和政府要人说过，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他认为美国的罗斯福，没有培养继任的人，只有他个人一再的当选下去，这是罗斯福的错误。
1960年年初，“国民大会”临近，“总统”连任或继任的问题更为突出，台湾报纸上甚至报道说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作消极的抗议”。
2月20日，“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胡适还是出席了，并且又当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在蒋介石宴请国大主席团的宴会上，胡适又特别大讲“无记名投票”的历史和优越性，说它可以避免投票人受威胁，保障投票的自由，微露一点不愿受人操纵选举的意向。但他的话当场便遭到国民党人士的反驳，他们说*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要维持党的纪律，无记名投票自然要不得；黄季陆甚至竟说美国宪法也是记名投票的。
受到这种无知而又蛮横的围攻，胡适很生气，曾对人说：“我现在倒希望他们用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我一定去投一票”。但是，他又担心“他们可能用举手，不用记名投票”。
后来，修改临时条款案三读通过，为蒋介石连任三任办妥了法律手续。有人来问胡适有什么意见，连任三任是不是蒋介石自己的意思？胡适回答道：
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我想人家不会这样做的。他老先生觉得他对国家的责任来了，身体还好。年纪大的人都有他的信心，像韩国的李承晚，大过蒋先生十岁，像西德的艾德诺（按，通译阿登纳），像英国以前的丘吉尔，都是年纪大过他的。凡是做过大领袖的老一辈的人都是如此，不能说是错的。问题是在修宪，尤其是为了三任连任问题而修宪，这是把大门打开了，现在大会出席的人数是合法了，以后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你既然为连任三任而修宪，他们就为创制权、复决权等问题而修宪了。宪法并不是不可修宪的，大门一开了，给一班争权的人来要求创制复决权，就无法再关上了。
过不几天，胡适便因心脏病进了医院，但还是去“国民大会”参加选举。自然是蒋介石又连任第三任“总统”。1948年胡适曾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一次，胡适却没有去给蒋致送“当选证书”。
秀才与兵的较量：刘文典与蒋介石
硬骨头文人刘文典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时恰“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到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结果，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后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但前提是：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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