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学报》要出第一期，章太炎领命作文，洋洋洒洒，挥毫而就，不久一篇六万余言的《排满论》就抄呈于总办梁鼎芬面前。梁鼎芬不看则罢，一看怒不可遏，直气得一个劲大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急忙上轿，直奔总督衙门，要求将章太炎拿下治罪。幸好有人代为说情，而且章太炎也是张之洞自己请来的，所以张之洞只命梁鼎芬将章太炎即日逐出，理由是“时有欺君犯上之辞”。
梁鼎芬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回去后将章太炎揪出来，命令轿夫将其按住，抽出短轿棍，狠狠打了一顿屁股，扫地出门。
于是，章太炎就这样结束了不到一个月的武昌之行，他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梦想也破灭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实现南北统一的努力：李大钊与吴佩孚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怎么会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发生交往呢？其实这是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的。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中国“防贤”，他们找过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吴佩孚和孙中山。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威金斯基到中国，找李大钊、陈独秀联系组建中国革命组织问题时，就带来了“联合吴佩孚”的任务。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梦幻家”，而吴佩孚是“资产阶级*主义者”，是中国“最好的军阀”，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
1921年4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中国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就主持制订了“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根据共产国际的这种政策，李大钊从1922年1、2月间开始通过他的同窗好友、吴佩孚的主要幕僚白坚武与吴佩孚接触。
共产国际之所以认为吴佩孚是“可以合作的人物”。这与当时吴佩孚的政治表现与标榜的政治主张有关。落魄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接二连三地发表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秘约，“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博得了舆论的好评，甚至有人把他当成北洋军阀集团中倾向人民的“英雄”，将其捧为“救时之伟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才“在北方找过吴佩孚”，远东局才确定了“联合吴佩孚”的方针。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思想和行动。李大钊与吴佩孚接触不是个人行为，是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取得共识的，而且陈独秀也通过李大钊会见过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
在1922年上半年，共产国际远东局曾派霍德列夫到保定会晤吴佩孚。这是因为在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获胜，吴佩孚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核心人物，依靠奉系军阀上台的总统徐世昌被迫下野，吴佩孚力主黎元洪复职，主张建立一个“好人政府”，实现中国统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大钊于1922年6月7日去保定与吴佩孚会谈。会谈时，李大钊表示支持建立一个社会公认的“好人政府”，还与吴佩孚商谈了新内阁与苏俄建立关系的问题和工人运动的开展问题。根据这次商谈，当年8月苏俄派来新的代表、特使越飞，使得北洋军阀政府与苏俄的关系得到改善；吴佩孚还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的“四大政治主张”。尽管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主张，是怀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权益。
1922年秋天，李大钊又曾两临洛阳与吴佩孚会晤。这主要是为执行党内制定的“孙吴联合”主张，继续做吴佩孚的工作，以实现南北统一的革命局面。这一年的9月，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中央西湖会议的精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为此李大钊到洛阳会见吴佩孚，通报了与孙中山会谈的情况，以便争取吴佩孚，实现“孙吴联合”。一个月后，李大钊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到洛阳会见吴佩孚。吴佩孚当时表示支持孙中山，实际上是想用此来粉饰南北统一局面。李大钊的两次洛阳之行，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1923年2月7日，汉口发生了“二七”惨案，吴佩孚公然下令**的铁路工人，在江岸车站杀死工人30多人，杀伤工人200多人，林祥谦等*领导人壮烈牺牲，共产党员施洋被捕后也被杀害。得知这一凶讯，李大钊对于这么多阶级弟兄的牺牲，心如刀割，悲愤交加，心情悲伤到了极点。他立刻写信给白坚武，断绝他与白坚武多年的友谊。对吴佩孚，他更是深恶痛绝，将其视为整个革命事业和人民的仇敌。
同门异户的“芥蒂”：周扬与丁玲
周扬和丁玲都是湖南人，周扬的故乡益阳与丁玲的生长地常德相距仅几十公里，到了外省一般都以同乡相称。他们同为“左联”作家，也都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在丁玲1933年被捕后，接任这个职务的。
最初，周扬与丁玲的关系很正常，1932年丁玲创作短篇小说《给孩子们》时，还特意将小说人物的名字用了周扬孩子的名字，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就是在延安周扬担任了鲁艺学院院长之后，丁玲见到他，还总是直呼他的名字“起应”，而不是称他为“院长”，可见，他们的关系很不错，并没有表现出尖锐的矛盾。
周扬与冯雪峰的矛盾很尖锐，而且他也知道冯雪峰与丁玲的关系很好，但是，当年进行“两个口号”论争时，丁玲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参与他们的论争。即使是周扬因冯雪峰而对丁玲心存芥蒂，但在当时却没有显露出周扬怨恨丁玲的迹象。
他们的矛盾是1940年以后发生在延安的。1941年4月《解放日报》创刊，丁玲担任文艺副刊主编。于同年10月，她在副刊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在她的号召下，延安的一些作家，特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后，吸纳的一些新来延安的作家，积极响应，发表了一些杂文，引发了文学创作的“暴露与歌颂”的争论。而周扬的文艺理论的核心则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文艺思想，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的内容以“歌颂”为主。因此，在延安整风时，丁玲遭受到严厉批评，虽然在毛泽东的保护下她过了关，但她与周扬的矛盾也就形成了。有一次，丁玲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就表示了对周扬的不满，并要求搬掉周扬这块文艺界的“石头”。
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将稿子送给担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审阅，请他提意见。但稿子交给他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反应。同年10月在晋察冀边区举行的土地会议上，彭真讲话时批评有的干部有地富思想，说有的作家写地主家的女儿如何漂亮，贫农家里怎样脏。丁玲马上意识到这是指她。让她纳闷的是，她的小说初稿只给周扬看过，别人都没有看过。她怀疑是周扬给打的小报告。这件事后，丁玲与周扬的隔阂进一步加重了。
1949年6月第一届文代会筹备期间，毛泽东曾征求丁玲的意见，问她文艺界党内谁挂帅为好，丁玲出于公心和周扬的社会威望，建议周扬挂帅。这说明，丁玲对周扬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建国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不久又任*副部长。丁玲担任《文艺报》主编。丁玲作为周扬的下级，在工作联系中，她发现周扬对同志有亲疏之分，对那些与他有过意见分歧的同志，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等人，态度冷淡，甚至怀有戒备。一次周扬到丁玲家来时，丁玲建议他应该团结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周扬承认对有的老同志心存戒备，但并没有主动去团结。丁玲还发现，平时周扬对丁玲主编的《文艺报》很少过问，可是一旦出了差错，他不是雷厉风行地开会讨论，就是四处宣扬。对此，丁玲十分反感。她认为周扬平时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猛刺一枪，让她防不胜防，自然也就逐渐加深了他们间的矛盾。
1983年，周扬发表了《关于*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引发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周扬受到不指名的批判，作了检讨。丁玲也趁机表态，指出她的对手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并向文坛发出“扫除邪气，整顿文坛”的号召。此后，周扬大权旁落，丁玲觉得自己出了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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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不同，道也不合：黄侃与胡适
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1903年他考入武昌文华中学时，曾与董必武、宋教仁是同窗好友。黄侃才华横溢，正直而癫狂，心有不满，辄发之而后快。在学校里他经常议论时政，抨击当局，宣扬革命言论，后被学校开除。走投无路的黄侃就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与黄侃的父亲黄云鹄曾有过交往，出于对友人之子的关照，也出于对黄侃才华的赏识，就以官费生的名义送他到日本留学。
黄侃1910年学成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教授音韵训诂及诗词、范文，与胡适有过一段同事的经历。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黄侃对此非常反感，认为文言文是中国的国粹，精练而典雅，废除文言文简直大逆不道。因此言语中常将胡适做靶子，说文言文的长处举例都是“假如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的妻子死了，用白话文来拍电报就得写：‘你的太太死了，你赶快回来。’要写十一个字。要是用文言文，只写‘妻丧速归’四个字就可以了。”与胡适碰面，总要寻机会奚落一番。一次他在路上碰到胡适时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的！”这句话把胡适给说蒙了。自己鞠躬尽瘁地提倡白话文，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说法？就问黄侃的根据是什么，黄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