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法？就问黄侃的根据是什么，黄侃慢声细语地说：“你要真心实意地提倡白话文，就应该把你的名字改为‘到哪里去’。”气得胡适脸色蜡黄，但对这个比他年长五岁的同事，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还有一次黄侃与胡适一同被邀请出席一次宴会，席间胡适谈起墨子的非攻和兼爱，兴致勃勃，滔滔不绝。黄侃听了却气不从一处来，愤然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一语既出，举座皆惊。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正当胡适对当众出丑怒不可遏的当儿，黄侃却话锋一转，说：“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他这么一说，举座哗然，胡适心中的怒气也就不好发作了。
黄侃年轻时在日本加入过同盟会，也为鼓吹革命发表过多篇犀利的文章；可是，自五四运动之后，他出于维护文言文的“尊严”，却对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运动，总是不依不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出了上半部，就没有时间写下半部了。黄侃对此也抓住不放，在讲课涉及中国哲学时，他说：“宋朝的谢灵运为秘书监，今天的胡适可谓著作监矣。”他突然将谢灵运与胡适联系在一起，学生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疑惑地望着他。他卖了这个关子之后解释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听了，哄堂大笑。他也就在学生们的笑声中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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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鄙视的后生：章太炎与胡适
章太炎比胡适年长22岁，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孜孜求学时，章太炎就已是享誉学坛的国学大师了。1917年胡适回国后担任北大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本来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弟子的重镇，向黄侃、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沈兼士等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如果胡适在北大教授西洋文学，或许他的处境要好得多。可是他偏偏没有教他所擅长的学科。而选择了“中国哲学”，自然就被章太炎师生所鄙视了。章太炎曾对人说过：“教哲学，胡适之也配吗？康、梁多少有些‘根’。他连‘根’都没有！”
其实，胡适出于对章太炎学识渊博的仰慕，很尊重这位长者。胡适曾在一篇文章中称：“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 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 仍旧不能救活古文学的必死之症。”尽管胡适对章太炎的评价很客观，但章太炎却对胡适极为不满。1919年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后更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时，曾赠送给章太炎一本，请“太炎先生指谬”，并署名“胡适敬赠”。当时中国还没有推行标点符号，胡适仿照外国的标点符号，在“太炎”和“胡适”的右侧各画了一条黑竖线。章太炎看了十分生气地说：“怎么这么不懂事，竟然在我的名字上胡抹乱画！”往下看到“胡适”二字也有黑竖线，才意识到这是新潮派的作为。
1920年胡适首开风气的《尝试集》出版后，章太炎很不以为然。他指责这是为迎合中学生的口味而写的。
他们的分歧是因为彼此的治学道路不同。胡适受到西洋文化的熏陶，信奉和宣扬的是实验主义。而章太炎是经学出身，专门研究“小学”，擅长考证经史，学识博大精深。他们的治学思想和方法都迥然不同，这就难免有些龃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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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长相亲不相鄙：章士钊与胡适
章士钊虽然留学过日本和英国，精通日、英文字和外国文化，可是他却主张尊孔读经，维护传统文化，对五四新文*动，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却极尽攻击之能事。
本来章士钊与胡适是未曾谋面的朋友。1913年章士钊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当时的胡适正在美国读书，他翻译了一篇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投给《甲寅》，很快就刊登了出来。为此他们有过几封书信往来。他们相隔数千里之遥，没有机会见面，但却建立了朋友关系。
胡适在1917年回国后，倒北大教书，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而章士钊在1918年回国后在上海教书，尽管对胡适的主张不满，并没有发生论争，到也相安无事。他们间的对立情绪是发生在章士钊担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期间。章士钊到北平的第二年就着手恢复了《甲寅》杂志。他创办这个杂志是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这是一本文言文的杂志，声明不发表白话文的作品。在复刊号上他发表了《评新文化运动》，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指出提倡白话文是“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甚至不顾自己的士大夫身份，以谩骂的口气攻击胡适。当时胡适正在杭州烟霞洞养病，一位友人将章士钊的文章拿给他看。胡适对章士钊的谩骂并没有回击。他说：“这种谩骂，是骂不倒我们继续做白话文的，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动。”胡适对章士钊的宽容，是因为他对章士钊一向评价很高，他认为章士钊是1905—1915年这十年期间很有影响的政论家，文章的逻辑与文笔，以及为文时所表现的个性，都是令人称道的。或因如此，胡适是出于对年长于他10岁的章士钊的尊敬，并没有与老朽的复古派论争和绝交。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番菜馆去吃饭，恰好碰到章士钊也来吃饭。章士钊对胡适的大度很是欣赏，也自感到自己对胡适的奚落有点过火，饭后，他就提出到对过的一家照相馆照张合影。当时照相洗印很快，他们相约在照片上各题写一首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蹩脚的白话诗：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讲甚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
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读了章士钊的题诗，意识到这是章士钊向他示好的表现，随即就写了首旧体诗，委婉地回击了章士钊的谩骂，也暗示出合好携手并进的愿望：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在紧接着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中，他们的确表现得很“相亲”。1925年5月北京女师大在召开国耻纪念会上，校长杨荫榆被学生们嘘声赶走。为了报复学生们，杨荫榆开除了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由此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掀起了“驱羊（杨）运动”。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很支持杨荫榆*学生运动。8月初，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停办女师大的方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8月1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开会，通过决议“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文件”。面对这个事件，胡适却联名几位教授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强调“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学术独立”，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处于窘境的章士钊对胡适的主张十分感激，在《甲寅》周刊上载文称赞胡适等人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不过，为时不久，章士钊又在《甲寅》上攻击白话文，胡适就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钊题写在相片上的“白话歪词”，指责他是个“不甘心落魄”的“时代落伍者”。章士钊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胡适公布他“投赠之白话词”，是跟他开了个玩笑，觉得很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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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周扬与冯雪峰（1）
周扬和冯雪峰，前者是湖南益阳人，后者是浙江义乌人，前者生于1908年，后者生于1903年。他们都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1927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周扬在白色恐怖中失掉党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帮助他恢复的党籍。
1929年9月，冯雪峰受*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的委托，让他代表地下党与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事项，直接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并于1931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后担任*文委书记。
周扬在1928年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后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被日方驱逐回国。他回到上海时，“左联”已经成立。他先是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后经冯雪峰介绍，被吸收进“左联”，并于1932年9月，从姚蓬子手中接过“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周扬与冯雪峰的最初分歧就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
当时的《文学月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冯雪峰读了这首长诗后，觉得这首诗完全违背了党的策略，思想倾向不好。他作为文委书记，不能不对党事业负责，于是找到刊物的负责人周扬，提出看法，建议在下一期公开纠正。可是周扬却与他的观点不一致，为此两人争吵起来。冯雪峰心里很窝火，当天就分别找到瞿秋白和鲁迅述说此事。他们都与冯雪峰的意见一致，冯雪峰想请鲁迅以“左联”负责人的身份发表一下意见。鲁迅认为还是由《文学月报》自己纠正为妥，但他表示，可以以个人名义谈点看法，于是就写成了杂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实际上这篇文章暴露出来的分歧 ，只是个导火索。当时周扬虽然不如冯雪峰在党内的职务高，但他对冯雪峰把这首诗提高到“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观点，不能认同，甚至认为这是冯雪峰故意刁难他。不过，在当时周扬对冯雪峰的观点有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