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除了“四管”（吃、住、接、送）以外，天津是双包银，上海是四倍。而且天津一演就是十天半个月，上海一演就是一个月，成绩好了还再续，那何乐而不为呢？津沪的戏院老板也不是傻瓜，当然要把你卖钱的戏码要出来，将本图利，好赚上一票。凑巧天津和上海滩的朋友们，都特别欣赏谭富英的《四郎探母》，于是在天津他一期至少要唱两次，在上海一期至少要唱四五次。谭小培就利用观众和戏院老板的心理弱点，要《探母》可以，另加包银；戏院老板们，只可点头答应。最早天津的春和、北洋戏院，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贴《探母》那天临时加价，而天津卫的哥儿们，加价也听，《探母》仍然满座，但却对谭富英的《探母》期望过切，而出过风波（详见后文）。后来中国大戏院就打全盘预算，事先把《探母》的增加成本算进去，而不临时加价，保持戏院的风格。上海因为一唱一个月，谭小培不能斤斤于《探母》加多少，但是总言明《探母》一个月至多几场。到了戏院要求增加《探母》演出次数的时候，要给他加点“小包银”；请注意，这一期的“全数包银”也罢，一出的“小包银”也罢，全是交给“老老板”的，与“小老板”无涉，谭富英只是奉他爸爸之命唱戏而已。
过去的国剧演员，科班常有一天两工（即昼夜全有戏）的时候，而每天演出更是常情，所以按说谭富英在上海的戏院连唱一个月应该没问题。但是他一来身体素弱；二来他对这种被牵着鼻子走的唱戏生活，心理上也发生厌倦。因此，他在演唱一个月的中途，一定要休息几天，再继续登台；谭小培和戏院当局，看在赚钱份上，都不愿意弄僵了，只好依他。但这种中途脱节，却是空前破例的；任何京角在上海演戏，不用说一个月，就是连续两个月，也没有中途休息的。于是为了迁就事实，只好变通，在谭富英休息那几天，在上海当地请个角儿客串几天，而在报上刊登启事：“谭艺员富英因调剂精神，自×日起休息×天，改请×××登台……”等等。这“调剂精神”，便是谭小培兴出来的，一时南北梨园界传为笑柄，大家都同情谭富英，而大骂谭小培。
谭富英其人其事（10）
国剧老艺人都有谦让美德，不唱同样戏码，不打对台。杨小楼对尚和玉，余叔岩对王凤卿，莫不如此，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不必枚举。论理谭小培也是梨园世家，应该深谙此理；但是他挟子自重，专找同行（老生）打对台，小事不提，有两件大事他很失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王又宸应天津北洋戏院之约往演短期，春和大戏院也约谭富英前往，戏院竞争，无可厚非。但是王又宸是谭门姑爷，是谭富英的姑丈，谭小培明知北洋约王在先，他却竟然答应春和之约了。其实谭小培如果原则上答应春和，但是延一期，等王又宸北洋演完了再去，春和也有别的角儿可约的，那不是公私都顾到了吗？但谭小培是一个想法：“你王又宸以谭派老生自居，我们富英才是真正谭派哪！咱们就比比看。”谭富英意有未忍，谭小培却坚持前去，于是谭富英就和王又宸打上对台了。春和戏院当时是天津最好戏院（中国大戏院还没有开），北洋已旧破不堪。谭富英正三十来岁，当年当力；王又宸已五十多了。春和的配角好，北洋的又差一点。不必细表，优劣之势已明。王又宸虽然贴出《连营寨》、《盗魂铃》、《失空斩》、《探母》这些拿手戏，还是一败涂地。他在包银上不吃亏（戏院赔钱），但是面子上太难堪了。他在旅馆里老泪纵横地说：“谭五太欺负人了，我们这门亲戚算不来往了。”回到北平，就气得大病一场，从此不与谭家走动，梨园同行，全不值谭小培所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王又宸逝世，享年五十六岁，谭小培虽然带着富英去吊孝，但是在白事棚里，一般同行都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议，甚为不屑。
谭小培对余叔岩都不服贴，对他的徒弟李少春和孟小冬更不服了。前文已经谈过，李少春唱了《战太平》以后，谭小培也叫谭富英唱了一次《战太平》，在观众的评语里，谭不如李。孟小冬在二十八年（1939）初演余氏亲授的《洪羊洞》，第一次是新新戏院星期日日场，座无隙地，向隅的人很多。隔了些时候，二度公演，是新新戏院晚场。这时候谭小培又动脑筋了，要和孟小冬比划比划，于是就安排了同一晚上，在长安戏院演出。新新和长安，都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北平新开的戏院，同在西长安街上，相隔咫尺。新新这边是大轴孟小冬《洪羊洞》，压轴周瑞安《金钱豹》。长安那边谭富英双出，大轴《摘缨会》，压轴《桑园寄子》。一出西皮，一出二黄，且是余派好戏，谭小培也下了一番心思，可惜下错了。
且谈我们这班老戏迷，对戏班、戏院都熟，在新新留有长座，因为新新的进班标准很高，只有孟小冬、李少春、程砚秋、金少山、马连良（他是股东，一周有两个档期）几个班儿进得去，别的班进不去的；而对这几个班都是每演必听的。此外，遇见杨小楼、荀慧生、谭富英、李万春在吉祥或长安演出，也尽量不漏地去听，必要时两个戏院之间赶场。这天晚上，孟小冬、谭富英对上了，两边都留有座位，两边都是好戏，但是在选择取舍上，仍有一个标准的。笔者先到长安，看了一会儿谭富英的《桑园寄子》，算好了时间，赶到新新，正赶上周瑞安《金钱豹》的尾声。休息以后，孟小冬《洪羊洞》上场，聚精会神地看完了回家。不止个人，几位戏迷熟朋友，都是如此。 。 想看书来
谭富英其人其事（11）
一般观众呢，都先到新新，直到满座牌挂出，买不到票了，才有少数人遛到长安，买张票入座，因为已经出来听戏了，孟小冬那边买不到票，只好求其次，去听谭富英吧！连这些临时意外观众在内，长安卖了七成座。
当时孟小冬如日中天，声势远在马连良、谭富英以上。一般人就知道孟比马、谭有号召，不知道究竟实力相差多少？马连良很聪明，终不与孟打对台，而且欢迎她到新新来演唱，既提高新新戏院地位，又可增加批账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孟小冬唱《盗宗卷》，马连良特来观摩，借镜余派演法；马连良唱《十老安刘》（其中包括《盗宗卷》一折），孟小冬也来看戏，参考马派身段，这都是惺惺相惜的风度，而不敌对。
孟小冬不但剧艺比谭富英高，而且她体弱多病，轻不露演，一年也唱不了三四场戏，谭富英却每周要唱一两场的，在这种情形对比之下，一般观众很自然地都趋孟而舍谭了。因为这次不听谭的这两出戏，很快有机会还再能看到；如果放过看孟小冬《洪羊洞》的机会，知道她哪一天再唱啊？于是孟唱一出满座，谭唱双出七成。这场对台下来，一般戏迷就都有印象了，原来谭富英的玩艺儿比起孟小冬来，不过百分之三十五呀，也就是三成吧！请问，这个亏吃得有多大？一般爱护谭富英的朋友，都为他惋惜；而谭小培还自我陶醉，认为非战之罪，一时运气不佳罢了。大部分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谭富英不自度德量力，要和孟小冬打对台，请问，谭富英冤枉不冤枉呢？
姜妙香与谭家结亲，加入同庆社很久以后，有一次谭富英与后台管事的闲谈，问：“姜六爷的‘戏份儿’是多少呀？”管事的据实以告。谭富英沉吟了一会儿说：“少一点儿吧！从下期起你给涨一点儿吧！”管事唯唯称是，这是“小老板”吩咐，当然遵办；到了下期演戏，就给姜妙香调整待遇了。谭小培操持谭富英演戏大权，每次演完他要看账的。这一次他看“卡子”（梨园术语，就是演员戏份明细表。后台管事在演员演完戏发放戏份儿，名为“放卡子”），总数好像多了一点儿；一细核对，发觉姜妙香戏份儿增加了。就把管事的叫过来，厉声责问：“姜六爷的份儿，谁给加的？”管事的说：“小老板吩咐的。”小培说：“什么？小老板？我问你，这个班儿是小老板当家还是我老老板当家？你是不打算干了是不是？”管事的直害怕：“我错了，我忘了告诉您啦！”“什么？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吧！从下期起，姜六爷的份儿，还照开原来的数儿。”“是！是！”于是从下期起，“原令追回”，姜妙香又恢复了老戏份儿。
姜六爷一生忠厚，处处吃亏忍耐；他明知道戏份儿涨了又取消是谭小培作祟；但是他一不辞班，二也不对谭富英说，因为自己女儿在人家当儿媳妇儿，别给她找麻烦。忍气吞声，照常演戏。
过了两期以后，谭小培觉得对姜妙香、谭富英和管事的三个人，示威已经够了，就吩咐管事的说：“那什么，把姜六爷的份儿，从这期起涨上去吧！以后呀，无论什么事，都问我，不用问小老板，他就管唱戏。”管事的当然称是，以后都尽量躲着谭富英了，而所有后台人员，也都拿谭富英当傀儡了；这种不近人情的事，也就是谭小培做得出来。
谭富英其人其事（12）
从前梨园行有个坏习惯，就是抽鸦片烟，认为抽大烟能提神，还滋润嗓子。鸦片烟倒是有一点使人暂时兴奋的功效，但是它的害处却太大了，而一般伶人，自清末以迄民国二三十年，都饮鸩止渴，乐此不疲。谭富英出科搭班唱戏不久，就抽上大烟了。其实倒不是他主动打算抽的，而是谭小培叫他抽的，名为给他滋润嗓子，实则人一抽上大烟，就日渐懒惰，意志消沉，而也就易于驾驭驱使了，于此可见谭小培用心之深。
在抗战期间，沦陷区时兴一种兴奋针剂，名叫“盖世维雄”，也就是荷尔蒙注射剂。价钱很贵，一针起码一两金子，先在京沪流行，后来也有人带到平津。谭富英烟瘾日大，相对地效用减低，就开始打“盖世维雄”了。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