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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中国“五年计划”实施
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中国最终稳定下来。1952年，土地改革在进行中，但工业滞后了，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模式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变，虽不是完美的模式，但也是唯一可资借鉴的。尽管有保留看法，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还是向莫斯科寻求指导。8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前苏联，与前苏联官员讨论中国的前景。他回国后的数月之内，中国便开始了它致力于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计划展示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变的宏图。向现代化的推进意味着中国必须运用斯大林的经济和管理思想。1953—1957年间，8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农村，但同样比例的中国政府的开支却用于城市。重工业——钢、水泥、生铁生产每年以近20％的增长率上升。与此同时，农业却不景气。农民们通过交税和配额承担了工业化的费用。约3000万中国人离开农村，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增长了一倍。
新的集约化经济要求政府有相应的新政策。为了迎合苏联模式的官僚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的灵活性原则便成了牺牲品，这使得西方担心中国将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傀儡，但毛泽东却从未放松他对前苏联早就有的警惕性。
1958年 中国“大跃进”运动热火朝天
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运动，旨在同时推动中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这一运动开始于1958年，毛的计划是打响一场经济战——一场用锄头和耙子武装起来的数亿农民参加的战斗。这是一场持久的劳动大军的总动员，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不仅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而且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刚刚结束。“大跃进”运动以20年代的苏联为模式，工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但却破坏了农业生产，并造成数百万农民离开贫困的农村涌向城市。与此同时，前苏联的贷款也到了还款期，中国政府希望能用粮食来偿还这批贷款。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显然没有起多大作用，于是，毛泽东开始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重新组合。农民在维持着仅能满足其生存之需的粮食种植的同时，还要开渠筑路，开荒造田。其他人则加入了一场大炼钢铁的战斗，用土高炉来冶炼钢铁。
依靠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人口，“大跃进”运动乍看之下似乎取得了成效。1958年全国粮食丰产（尽管粮食产量往往被狂热的公社干部们夸大了），致使政府的征粮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次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农村劳力的分流破坏了农业生产，但政府征粮的数量居高不下，农民上交公粮后便开始忍饥挨饿。1959—1962年，大约2000万人饿死——其中一半是儿童。毛泽东认识到“大跃进”带来的灾难，他对追随者说，孔夫子、列宁、马克思都犯过错误，我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