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对施道芬堡开始怀疑了。同腊斯登堡机场通话后，了解到这个十分有意思的情况：施道芬堡在下午1 点刚过就从机场起飞，说是去伦格斯道夫机场。希姆莱立即下令，等他在那里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于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的勇敢行动，这个命令始终没有传到柏林。直到这时，大本营似乎还没有人怀疑到柏林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施道芬堡的单独行动。除非他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俄国敌后降落，抓到他是不难的。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看来是表现得够镇静的。他心上还有别的事情。
他还要去迎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车误点，下午4 点才能到达。
1944年7 月20日下午，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见，是颇为怪诞可笑的。他们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却还在欺骗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手创的、要统治欧洲大陆的轴心，并没有同样成为一片瓦砾。
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现在只不过是被纳粹打手从监禁中救出来、由希特勒和党卫队支撑起来的一个伦巴底的地方领袖而已。但是元首对这个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暴君的友谊和尊敬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尽自己身体条件所允许的限度热烈地接待他，带他看那还在冒烟的、几小时前他几乎在这里送命的会议室残迹，而且预言他们的共同事业，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将很快取得胜利。
当时在场当翻译的施密特博士回忆了这个场面：墨索里尼简直吓坏了。他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大本营发生……
＇ 希特勒追叙道＇ “我当时正站在这张桌子旁边；炸弹就在我脚前爆＇1056＇炸……很明显，我决不会碰到什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是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顶点！大难已经过了……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确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然将度过目前的危机，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墨索里尼过去经常一听希特勒的话就像喝了迷魂汤，据施密特说，这一次也是这样，表示同意。
＇ 他说＇ “我们的处境很坏，也许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绝望。但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给了我新的勇气。在＇ 这一＇ 奇迹之后，不能想像我们的事业会遭到不幸。”
这两个独裁者和他们的随从走去喝茶。这时大约是下午5 点钟。跟着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个场面使我们看到了狼狈不堪的纳粹头子们在第三帝国发生一次最大危机时的一幅很有启发性的，如果说不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这时，根据希特勒的手令，腊斯登堡的通讯系统已经恢复，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的报告，说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已经爆发了军事叛变。
元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们争吵的声音震动屋顶，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则沉默地坐着，心里在盘算，墨索里尼则不好意思地红着脸。
邓尼茨海军上将听到谋刺案的消息就乘飞机赶到腊斯登堡。他到达的时候，茶会已经开始。他一来就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戈林代表空军，对他表示支持。但邓尼茨接着又向戈林开火，责骂德国空军一败涂地。那位肥胖的帝国元帅为自己辩护了一阵，转而攻击他的老政敌里宾特洛甫，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破产。说到一个地方，他威胁说要用他那根元帅杖把这个妄自尊大的外交部长揍一顿。戈林大喊：“你这下流的卖香槟酒的小掮客！闭上你的臭嘴！”这是里宾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对他尊重一点，即使是帝国元帅也罢。他喊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姓名是冯·里宾特洛甫！”* 接着有人提起过去的一次反对纳粹政权的“叛乱”，就是1934年6 月30日的罗姆“阴谋”案。希特勒本来愁眉不展地呆着，吞眼江湖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片，一听说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满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说，同他这一次将要对付叛徒们的手段比较起来，他过去对付罗姆和其他叛国从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么。他要把他们全都连根铲除。他咆哮说：“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点也不宽恕！”在这一点上，同在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中一样，他是说到做到的。
一半是由于声嘶力竭，也由于柏林来的电话开始传来军事暴动的更多情况，希特勒中止了他那发狂的独白，但是怒气并未平息下去。他送墨索里尼上了火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别。然后他回到住处。大约6 点钟的时候，据报告政变还没有平定。他抓起电话，尖声地命令柏林的党卫队，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希姆莱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在那里！”他大喊着，忘记了刚刚1 小时以前，当他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才命令这个党卫队头子飞往柏林对叛乱进行无情镇压，此刻他的头号警察还没有赶到那里哩！
施道芬堡于下午3 点3 刻在伦格斯道夫降落时大为沮丧地获悉，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柏林起义，迟迟没有开始。关系重大的宝贵的3 个小时白白过去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元首大本营同外界是隔绝的。
施道芬堡永远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任何历史学家也不能把这命运攸关的一天内发生的事件系统地整理出来。天气闷热，也许起了一定影响。主要的密谋分子知道施道芬堡在当天早上去腊斯登堡，参加下午1 时的元首大本营汇报会，而且像有人告诉霍普纳将军的那样，施道芬堡“皮包沉重”。尽管如此，快到中午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的密谋分子，而且大部分是低级军官，开始懒懒散散地跨进班德勒街上的补充军总部，也是密谋集团的总部。我们记得，在施道芬堡上次在7 月15日打算谋害希特勒的时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曾在预定炸弹爆炸时间之前两小时下令柏林卫戍部队开始进军。但在7 月20日，也许是鉴于上次所冒的风险吧，他并没有发出同样的命令。在柏林以及在附近的邓伯立兹、于特堡、克拉姆普尼茨和伍恩斯道夫的训练中心的部队指挥员，曾在上一天晚上得到通知，他们很可能在20日会接到“伐尔克里”命令。但是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在收到腊斯登堡的菲尔基贝尔发来的确凿消息之后，再让他的部队行动。霍普纳将军在皮包里带着希特勒禁止他穿着的制服，在12点半钟，正好是施道芬堡打破炸弹装置内的玻璃管的时候来到班德勒街。他和奥尔布里希特一同出去午餐，互相敬酒，祝贺他们的事业成功，一共喝了半瓶。
他们回到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不久，陆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弗里茨·提耳将军冲了进来。他激动他说，他刚刚同菲尔基贝尔通了电话，虽然线路不好，加以菲尔基贝尔讲得非常含蓄，听来爆炸已经发生，但希特勒并没有炸死。既然如此，提耳认为“伐尔克里”命令不应该发。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都表示同意。
因此，从下午1 点15分到3 点45分，即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降落并匆忙赶去打电话的时候，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部队没有集结，给其他城市军事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发出，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占领无线电广播局或者电话局、电报局。两个主要的军事首领贝克和维茨勒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的到达，终于推动密谋分子们行动起来。他在伦格斯道夫打电话敦促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立即按“伐尔克里”行事，不必等他到达班德勒街再动手，因为从飞机场到那里要走3 刻钟。密谋分子最后总算有了发号施令的人，开始行动了。而没有命令，一个德国军官，即使是一个反叛的德国军官，即使是处在这样关键性的日子，似乎也不知怎么才好。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施道芬堡的密友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取来“伐尔克里”命令，开始用电传打字机和电话发出这些命令。这些命令都是好几个月之前准备好的。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内和四郊的部队立即戒备。第二道命令由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由冯·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布元首已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这时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还没有到达班德勒街。他到远在柏林西南20英里的佐森去会晤军需总监瓦格纳了。于是派人去请他和贝克将军。密谋集团中这两个高级将领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行动竟这么从容不迫。
命令发出去了。有些命令是在弗洛姆将军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的名义发布的。奥尔布里希特接着就到这位补充军总司令的办公室去告诉他，据菲尔基贝尔报告，希特勒已经遇刺，劝他负责“伐尔克里”行动，保证国内的治安。密谋分子认为，弗洛姆的命令会自动得到遵守。他此刻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但弗洛姆同克鲁格一样，有骑墙的天才；他是那种骑在墙上先要看清楚自己将落在什么地方之后才跳下去的人。他要求得到希特勒已死的确切证明再决定行动。
在这关头，奥尔布里希特犯了密谋分子在这一天所犯的又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根据施道芬堡从伦格斯道夫打来的电话，他认为元首已死无疑。他也知道，这天整个下午，菲尔基贝尔已经成功地切断了通往腊斯登堡的电话线路。因此，他大胆地拿起电话，要总机给他接通一个“闪电”电话给凯特尔。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不知道通讯已经恢复，凯特尔几乎立刻就来听电话了。
弗洛姆：大本营出了什么事情？柏林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
凯特尔：你问的是什么？这里一切如常。
弗洛姆：我刚收到报告，说元首被刺死了。
凯特尔：胡说八道。确实有人行刺，但幸运的是行刺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