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王朔曾说：“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
在1993年的柏林演唱会上，崔健说：“我发现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挡住，他们觉得自己舒服。因为你看到太多真实的东西，你不能骗你自己……他们觉得挡上点儿好，你越是看不见，越是幸福。……我听很多朋友这样说，也有记者这样问，说，艺术是不是就是政治？我一般都是这样回答的：艺术是有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政治目的。”
只唯实
“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这样不会形成极端分子。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这会让他绝望，然后铤而走险。”
1991年3月，北大教授厉以宁在全国人大发言说。
当时，“下岗”一词已经出现。据统计，北京每天有40人下岗；湖南每天有110人下岗；沈阳市100万工人中有30万人无事可做。
《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稿子里写下了厉以宁的这段话，他的一位上级看后说：“我叫你去采访治理整顿的成果，你怎么写了这些东西来？”当时的口号是：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1991年1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理论文章：《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文中提到，陈云1990年1月送他条幅，上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姓“社”还是姓“资”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1991年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表了《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又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
《真理的追求》杂志于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中如是说。文章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
1991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如是说（其中，“戈叶”分别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信是没有具名的“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所写。“编者按”中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编者希望读者都“与这几个共产党员共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
“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华东水灾灾情时说，由于灾害造成的损失大、范围广，目前仍有200万人无家可归，并已有灾民患肠道疾病和疟疾等，大量的公路、桥梁等设施急需修复。完成上述救灾任务需要两亿多美元和各种物资器材。陈虹代表中国政府，紧急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各有关方面，向中国安徽、江苏两省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救灾援助。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抗灾。
1978年，唐山大地震两天后，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了国际社会的好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将“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中国红十字总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回忆说，“当时很多华人华侨情绪激动，一定要捐款，但是红十字会就不收，令他们感情很受伤。”
“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
1992年8月10深圳股票风波中*者所举横幅之一。
当年5月12日，上海浦东一位叫康柏华的股民因炒股亏损6400元，自缢身亡，被媒体称作“新中国股市第一位殉难者”。
消息传出，在康柏华追悼会上，赶来一批在股市上发了大财的大户，纷纷给康的家属捐款，捐了10多万元。
《投资者》杂志公布了一对炒股夫妻的私房话：
“明天再跌怎么办？”
“既然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升有跌的。”
“好，听你的。把电视打开吧，看看《开心今宵夜》。”
杂志主编鼓动读者：“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会激发您奋勇投入其中，还是畏而退避三舍？选择吧！”
“纯粹的经济动因酿成眼前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聚会，真的是像政府说的‘由少数坏人煽动’的吗？在中国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在几天之内把百万人从全国各地调集到深圳吗？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看不到亿万民众市场经济意识的觉醒，忽视了全国各地沸腾的投资热情。在奔泻而来的洪流面前，深圳这个单开的闸门，又如何承受得了这雷霆万钧之力？”
1992年8月10日，深圳股市狂潮期间，一位叫卢晓媚的股民在日记里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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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
1992年4月25日，上海水晶宫娱乐总汇，200多人把一个小舞厅挤得水泄不通。中国大陆首次无形资产拍卖开场，拍品是12个市价6000元的BP机号码。
上海拍卖行总经理林一*复做工作，才说服了上海通讯开发总公司的郑总经理，对方破例拿出12个BP机号码交给他拍卖。
参加这个拍卖会要买门票，5块钱一张。消息公布后，门票一天内全部卖光。
BP机号码这种无形资产究竟怎么拍，林一平并不清楚。他决定模仿美国电影里的拍卖情节。
拍卖会上，参拍者的竞标牌是用扇子的面糊成的，拍卖槌则用红木的小榔头手工改成。
拍卖槌落下去，第一个号码就从底价300元拍到了2900元成交。郑总经理一高兴，宣布每人送瓶饮料。第一个底价1000元的中文机号拍到了11000元，郑总经理兴奋不已，再次宣布赠送每位入场者两张25元的舞票。
最终，在热烈气氛中，12个号码总共拍到了76000元。
10月11日，北京，中国大陆首次国际拍卖会敲响第一槌。有位台商携来巨款，声称：决不让外国人买走一件中国珍贵文物！
讨个说法
本年度的热门电影《秋菊打官司》，让秋菊的“讨个说法”成为流行词。
不过，《秋菊打官司》也惹上了官司：影片中一些镜头是在陕西宝鸡街头以原生态纪实手法拍摄的，其中有市民贾桂花的正面半身形象镜头，时间长达4秒。影片公映后，贾桂花平静生活被打扰，周围的人风言风语，说她“当了明星”。感到“精神压抑”的贾桂花以侵犯肖像权为由对影片摄制方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剪除影片中显现其肖像的镜头，赔偿精神损失、经济损失万多元。
结果，贾桂花“讨个说法”不成……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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馅饼教授
1992年8月1日，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崔万增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在校园食堂门口卖起了馅饼。崔万增的馅饼5毛钱一个，一天下来，卖出100来个。
不多久，崔万增就成为了报纸上的新闻人物。他得了个封号：“馅饼教授”。教授该不该卖馅饼，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事实上，崔万增是一名政工干部，他的工资只有教授的四分之一。这年春天，在学习了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校里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情绪，“干点事儿”成为许多人的想法。此时，高校里鼓励第二职业，规定收入40％上交学校，60％归个人。
老曾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他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做卖馅饼这样的事情有损形象。几个月后，崔万增退居二线。
地摊市长
1992年5月的第一个周末，位于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来到贸易早市，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摊位，用带来的东西，摆起了地摊。
据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回忆：电视台记者跟着来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就得到了通知；工商局的人来了，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赵明非对人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他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