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老板把那位挨打的女工叫到办公室，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400元人民币。
1993年10月11日的《解放日报》文章说：一个耳光值多少钱？答曰：人民币400元。
这一年，在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员工更衣柜里出现一张张神秘的传单。这份抬头为“自己人启”的传单就劳资双方的摩擦向老板下了“帖子”，还说：
与其得过且过，何不据理力争，徒劳的轻信和等待，得来的永远是别人的说一不二……既然已不再幻想有谁来做救世主，那么，我们只能努力地去做到：自己对自己负责。
“西安是中国的古都，故都，而现在在岁月的流逝中荒废了，成为了一座废都；而中国又可以说是地球格局中的一个废都；地球又可能是宇宙中的一个废都。”
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1993年出版并风行，作者如是解释书名由来。
草帽歌
“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
1993年，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引用这句顺口溜，批评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都在农民身上敛钱。
据统计，1993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民交给国家税金元，比1980年代增加了一倍。在河北农村，拖拉机车检换本要30元，结婚登记要227元。江西的“农民负担”有104项。山西“农民负担”多达228项，政府辩称，其中有114项是合理合法的。
1993年春天，田纪云用“干柴烈火”形容农民的不满情绪，李瑞环在人代会上言辞恳切：“我们的一切方针必须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不可能长久。”
走向边缘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之边缘化，是幸事而不是灾难，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读书》1994年第1期发表的赵毅衡《走向边缘》中说。作者接着写道：
这个胜利的条件是：主流社会已进入技术官僚体制，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政治权力；主流社会已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淡化时期，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主流社会已进入经济自动运转的体制，因此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或螺丝钉，或歌颂物质生产。
作者提出：
要完成好这个文化职责，知识分子必须坚持边缘化的批判，即“纯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采取的立场，即“只症病不开药方”。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
萧克将军在《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上撰文说。
中南海法制课
1994年12月9日，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政治局领导上了一堂法制课。此后，中央领导集体学法形成制度。
原司法部法宣司司长刘一杰回忆，当年，司法部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法制讲座。中央很快同意了。当时是关贸总协定谈判正激烈的时候，司法部提出第一讲讲授与此相关的内容。最后，*亲自圈定《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的选题。
江泽*持讲座，他首先阐述了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重要性。
曹建明讲了一个小时，讲座气氛轻松。
曹建明讲完后，领导人进行了讨论，还向他提了一些问题。
中央领导向曹建明报以热烈掌声。*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谢谢老师！”
早在1986年，中央领导就曾集体听了一堂法的基础理论方面的课。
1986年7月3日上午，司法部派车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国华接到中南海小礼堂。田纪云、郝建秀已提前赶到，对孙国华表示欢迎。
讲课时，*非要孙国华坐在主座上，并说：“先生应当坐在主座上。”
领导们都记了笔记，不时插话、提问。
据孙国华回忆，课后，*、王兆国邀他共进午餐，大家围坐一桌，每人一份三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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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回答
“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1994年1月18日，杰桑？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在枪战中身亡。可可西里零下40℃的风雪将他塑成一尊冰雕，当人们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怒目圆睁。
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知晓了可可西里，以及索南达杰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这一年，梁从诫和三位同仁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之际，梁从诫给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布莱尔当天便回信表示支持，并在第二天会见了他。
1998年底，“自然之友”为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筹款40万。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站在山口，他说：“我们像是回家了。”话音刚落，“野牦牛队”那帮剽悍的康巴小伙子哭成一片。
“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
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经济学者魏杰如此表示自己的担忧。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表达了类似观点：“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
“我不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介乐土，可惜的是中国人对于有关美国的事情道听途说得太多了。”
1994年，在美国生活5年的新闻记者陈燕妮，在《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一书的开篇如此写道。
这个时候，刚成立不久的北京新东方学校打出广告语：新东方，进入美国名校的前沿准备。
“这次出国，天天都碰到所谓‘*问题’。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谈话之后，总有一段批评中国*的话。他们除了借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外，讲的道理也非常片面，只讲*的普遍性原则，不讲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我们的回答理由也不全面，只讲发展权、生存权，不讲政治权利和人的自由。”
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透露：1994年，他在访问丹麦时跟身边的人说了上述一段话。
传教士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1995年深冬，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出现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白颐路口，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交警们很不满：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来的什么“信息高速公路”？
广告牌向北1500米，是当年5月成立的瀛海威信息通讯公司的网络科教馆。其时，提供上网服务的瀛海威，被媒体如此描述：“就像传教士布道一样，向中国人宣讲何谓Internet”。
2004年，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不起眼的简短消息：北京市工商局发出公告，依法对847家企业吊销营业执照，其中一家是瀛海威。
冰点
“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1995年３月，珠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热线”节目播出新闻稿：《金老板罚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下跪》，引起震动。
驻守珠海伶洋岛上的一位解放军班长，给电台写了一封信：
当听到金珍仙凶神恶煞般冲到一名女工面前，强迫她“跪下”的广播后，我真的想哭，想骂娘，想用脚踢这个女人。我心里真的很苦涩！这使我想起了在高中书上读的《包身工》。惨淡灰暗的旧中国，我们在洋人眼里究竟算个什么？而60年后的今天，外国人竟然如此在中国工人面前又演出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在洋人的眼里到底算个什么？谁敢设想，我们中国老板能罚韩国、日本或美国工人下跪吗？敢侮辱他们的人格和国格吗？120多人下跪已成事实，这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太不相称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名中国人直直地站着。同时，他一面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要下跪？”一面愤怒地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我素不相识的中国打工仔，一个站立的中国人，一个敢于说不的中国人，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人。我们为你而感到骄傲！然而，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那位说“我是中国人，死都不跪！”并当场辞职的打工仔是来自河南的孙天帅。河南少康集团将他送入了郑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孙天帅成为一名记者。
“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1995年9月30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之际，山东省阳谷县法院行政诉讼庭的法官在街上宣传行政诉讼法，对行人边递材料边说：“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农民周广立看到这一幕，感到好奇，又有些兴奋。
周广立开始为乡亲们义务代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子，自称为“赤脚律师”。十年间，他共代理行政诉讼案件近1500件，被告大多是乡政府，也告过县林业局、县公安局，绝大部分胜诉。有了一个周广立，阳谷县法院一跃成为全省行政诉讼受案率和结案率最高的基层法院。
周广立因为帮人打官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