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宪政之门。
马英九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其他国民党要人纷纷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依旧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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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带头买彩票,肯德基里婚礼俏
彩民
新中国第一批彩民,不是赌徒,不是富翁,而是“起带头示范作用”的领导干部,以及被摊派到头上的“吃公家饭的”。
1987年6月3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民政部召开发行彩票试点会议,讨论哪个地区第一个搞试点时,无人敢表态。经过做工作,石家庄硬着头皮接下试点任务。
此事在石家庄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认为彩票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助长人们的懒惰功利之风;有人认为这纯粹就是赌博。为了保险起见,石家庄方面不敢叫彩票,最后定的名称是“社会福利有奖募捐”。
7月27日上午,石家庄第一工人文化宫广场,“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首发式”举行。花花绿绿的彩票上,印着“奖券”两个大字,面值一元,大奖不过一万元。
组织者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示范作用。第一张彩票是时任石家庄市副市长的孙永生买下的,接下来是市人大一个副主任,第三个是市政府一个副秘书长,第四个是市民政局局长。
然而,领导干部带了头,群众还是观望的多,购者寥寥。组织者只好搞摊派,文教、财贸、厂矿等部门都按职工人数消化一定数量的彩票,总算把50万元彩票卖完了。
很多单位的职工领工资时发现被扣了一块钱,换来一张彩票。有人破口大骂,有人当场就把彩票撕了。那个时候,一块钱能买六斤多大米。当然,也有人把彩票像邮票一样夹在书里收藏起来,不知道还能兑奖。
几年以后,党报上出现了“彩票不可取”的声音。
1994年,体育彩票开始发行,人们为重新出现的彩票如痴如狂,许多城市出现了万人空巷争相购买的盛况。到了2000年,一张两元的彩票最高可中500万元的大奖。
现今,彩票卖场一地纸屑的热闹劲儿已经过去了,把用于结婚的几万块钱全买了彩票最后刀剁己手的故事听不到了,为一个撕开的财富梦作注脚的,是陕西体彩中心舞弊案,是南方乡村的地下六合彩,是这样的新民谣:早起去借钱,上午猜玄机,中午去押码,下午心痴痴,晚上哭啼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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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遇到公务员
纳税人
1987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纳税人的概念更具象化了。越来越多的人在缴税时开始问:“我有什么权利?”
有些人偷税漏税,有些人又一心想缴上这个税。有人回忆,“那时,我常常梦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能达到缴税标准,也尝尝当纳税人的滋味。”
其实,他早就是纳税人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去商店买的每一件商品,价款里都包含了流转税。
然而,多年过去了,仍然有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不清楚“纳税人”三个字的真正含义。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常宁的一位村主任蒋石林,以一名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将常宁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认定该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行为违法。该局局长周年贵质疑:原告蒋石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
公务员
1987年*十三大决定,在全国逐步建立公务员制度。
当“公务员”三个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标题里,很多人还不习惯:什么是公务员?干部怎么成了公务员?
人们习惯了把机关里的人叫“大盖帽”、“吃公家饭的”,也习惯了听到类似当时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抱怨:环保局要招6个人,结果写条子的就有30多个。
而现在,公务员考试成为了中国最热门的考试,环保局要招6个人,结果挤掉鞋子想破脑子做卷子的就有3000多个。且看《菩萨蛮?国考》:国考人流似潮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向北望北京,可怜无我身。壮志遮不住,定到首都去。明年榜中有,不达不罢休。
土地拍卖
1987年,潘石屹毅然从机关辞职,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他花十几元找人带路,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当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举行。共有40多家买主参加竞投,200万元的底价被一直叫到525万元。交易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合同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用地者经营的成本利润最高不得超过15%。”
几个月后,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的“出租”二字,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多年后,潘石屹在参加土地拍卖时一掷上亿,他的竞争对手任志强说他“总能把本来是蔬菜的西红柿卖个水果的价钱”。而他说,房产暴利说没有根据。他的地产项目SOHO的楼书出版,取名《杂碎》,卖到了5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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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大陆选手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在奥运中的精彩表现,我们也乐观其成。对大陆选手,我们除本着‘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外,更应主动的给予更多的关怀与慰问。我们不关怀,谁来关怀他们?”
1984年8月11日台湾《中央日报》社论《洛杉矶奥运会的启示》中说。
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后的前五天,台湾的电视台在转播开幕实况时,删掉了大陆代表团入场的镜头;在大陆举重选手陈伟强和台湾选手蔡温义同时登台受奖的画面中,陈伟强被遮住。报刊上对大陆选手的成绩,只是轻描淡写。《联合报》两篇报道标题不无贬意:《*游泳难与各国抗衡,派农家女参加跳水比赛》《谁将取代体操霸业?美国不甘示弱,*悄悄窜起》。
据当年8月9日出版的台湾《前进》周刊说,“在奥运会揭幕前一周,国民党文工会和行政院新闻局,早已召开过秘密会议,对于处理*获胜的新闻报道做成决议,此项决议内容乃是全面*大陆选手的图片、画面、奏国歌场面、谈话等等。”“8月2号之后,华视受到了观众的强大的压力,不断的电话、投书指责华视不播出*队的画面,报纸境遇也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从8月3日起,台湾的电视台开始播出大陆选手的镜头,各报也开始将原报道中所用的“*”称谓,改为“中国大陆”或“大陆”。自此,台湾媒体对大陆选手的报道才多了起来。
路透社注意到了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个细节:“组委会方面让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进场时使用同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意味深长。”
“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1984年6月23日,*会见香港议员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时说。
中英谈判期间,钟士元等人提出了谈判桌的“三脚凳”理论:两国交涉,必得考虑港人的心情。在谈判中,香港应该作为谈判的第三方而出现。
据《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记述,“*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对三人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谈到,当时“港人心存忧疑焦虑,人心动荡不安”,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
但是*打断他的话:“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他还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什么;北京?
“‘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1985年出版的吴阶平《性医学》里说。
同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几经波折的《*词话》校点本出版,只印1000套,删去19610字。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古典文学工作者和文艺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并凭证、凭卡购买。1959年,在毛泽东“可作为内部读物”的指示下,《*词话》影印本内部发行,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流行语,源自张贤亮在《收获》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张贤亮说,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本身的1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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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夫妇学校
1985年1月,北京,一所新婚夫妇学校悄然出现。大约有30对青年男女每周两次聚集在一间教室里,听一些富有经验的医生、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讲授家庭管理、家庭关系以及优生优育等方面的知识。他们还按照性别分组学习如何协调夫妻生活。
20年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段子:某正统人士老婆自述,新婚之夜,她期待着如意郎君来上一把浪漫,或是说几句幽默的话使得气氛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