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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房子的墙砖，就是张家的年谱。记录了生，也记录了死，记录了桃之夭夭的小乔初嫁，也记录了暮春迟迟的二度梅花——究竟是鹊占鸠巢，还是李代桃僵，只有这房子知道。
张爱玲这样描写那房子：
“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张爱玲：《私语》）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对那房子有更详细的描写——
“它是一幢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式建筑，房间多而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全部大约二十多个房子。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平时这地下室就只放些杂志，算是个贮物间。”
为了搬家，布置家具，当然又要花掉一大笔钱。那时候张廷重还在银行做事，就快过40岁生日，孙用蕃别处俭省，这时却阔绰得很，一力主张大操大办，务必风光气派，说是要让张廷重有面子，其实是要炫以亲友，让所有的人看见——她多么治家有道。
当家大权一天比一天更落实到继母手里，而张爱玲也一天比一天更懒怠回家，偶尔回来，听说弟弟与自己的奶妈何干受欺侮，十分不平，然而无奈，也只有躲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为净；可怜弟弟子静却离不开，只能一直在那房子里生活，长大，苟且偷生——她最感到爱莫能助的就是弟弟。
张子静在继母的管压下，益发腼腆苍白，也益发柔弱多病了。又长年读着私塾，见的世面有限，同姐姐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是黄逸梵的一招失棋处，本来以为在重男轻女的张家，子静作为唯一的男丁，在读书求学上是怎么也不会有问题的。然而没想到，张廷重痛恨新式教学，又不理家事，对待两个孩子长年视而不见，他们长高了多少，是否要加添新衣，乃至课程讲到哪里了，学问怎么样，一概不过问。略一提上学的事，他便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总之还是因为钱。
子静跟着先生念了多年，连四书五经的“书经”都背完了，却仍迟迟没有升学。以前和姐姐一起听私塾先生讲课，姐姐喜欢问东问西，还可以制造些热闹气氛；现在姐姐上学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生性原本沉默，如今越发呆呆地不想说话，气氛就变得沉闷，他也更讨厌上课，时常打瞌睡，或是装病逃课。
一年爱玲放假回家，看到弟弟时竟然吃了一惊——许久不见，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大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而那时张爱玲已经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弟弟的品位大有被纠正的必要，于是苦口婆心地要把自己的经验说给他听。
然而子静仍是小时候一贯的漫不经心，而且只一晃就不见了。大家又都纷纷告诉爱玲关于小少爷的劣迹，诸如逃学，忤逆，没志气。爱玲听着，心里一阵阵地冷，眼前总是浮现出小时候弟弟那张乖巧甜美的脸，像安琪儿的画像——她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长辈们见了那粉团儿一样的男孩子，总喜欢拿他的大眼睛长睫毛开玩笑，逗他说：“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他很知道自己长得美，得人意，又因为病弱，便养成一种自怜的性格。逢到有人说起某某漂亮，他就问：“有我好看么？”逗得众人大笑。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人人称赞的最漂亮可爱的人儿。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9）
——可是现在，人人爱怜的安琪儿变成了人人诋毁的坏孩子。他做错了什么？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廷重不由分说，反手便打了儿子一个嘴巴，打得又脆又利落，十分熟络。子静一僵，原本苍白的脸色更为苍白，接着泛起一丝红晕，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继续扒饭。坐在一旁的张爱玲却猛然震动，只觉那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似的，心里针扎一般，拿饭碗挡着脸，忍不住流了泪。孙用蕃不以为然地讪笑：“又不是说你，哭什么？”
爱玲再也忍不住了，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对着镜子哭了许久。她哭父亲的凉薄，哭后母的苛刻，哭弟弟的孱弱与麻木，也哭自己的无可奈何。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扭曲变形而且湿漉漉的，像一幅毕加索的画。她想起小时候同弟弟一起玩，总是她出题目要他参与，可是他常常不听话，两姐弟便会争吵起来。因为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她便也让他编个故事来听听，他便比比划划地讲演：有个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地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爱玲早已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小玩意儿。
如今，那当年秀美可爱的小玩意儿变得多么冷漠、无羞耻啊。
“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张爱玲：《童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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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张爱玲写了篇《童言无忌》，中间有一段小标题便是《弟弟》，那时她已24岁，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弟弟张子静23岁，因为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正是浑噩麻木的时候。看到姐姐在文章里对自己的赞美和取笑，并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亦不觉得有什么“寒冷的悲哀”，正像是张爱玲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
然而事隔半个世纪，1995年9月9日中秋节，已经74岁的老人张子静得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一连几天都恍恍惚惚，脑中一片空白，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一天他忽然翻出《弟弟》来重看，只看了一行，眼泪已经忍不住汩汩而下了。那一种委屈，那一种孤单，那一种永远不再的绝望，更向何人说？
也就从那天起，他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后来，他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九月九日，我听到我姊姊张爱玲死在美国寓所已数日才被发现的消息，悲痛万分。我真想不到报上曾经描述过有些外国独居老人死在家中无人知道，后来才被人发现的事情，竟同样出现在她身上。她虽然安详地长眠不醒，总使我心中产生出说不出来的悲怆凄凉的感觉。”
“自1952年她出国后，我们姊弟天各一方，暌别四十多年没有见过面，而今竟成永诀，远隔重洋，我无法到洛杉矶做最后的告别，只好写这篇不很像样的短文，权当做一篇悼念她的祭文，表达我的哀思。”（张子静1995年发表之《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10）
“这么多年来，我和姊姊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孤独，因为知道姊姊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
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变的。”（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在所有的“张传”中，我始终以为这是最好的一部。因别人都只在“淘井”，唯有他只需要“对镜”——把记忆的镜子磨得亮一点，照见早已遗忘的过去就好了。
200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我的姐姐张爱玲》，没翻几页，便潸然泪下了，还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了几行字：“她的一生虽然沧桑却曾经绚丽而多彩——生于乱世，少年时受尽折磨，忽然上帝将一个女子可以希祈得到的一切美好都堆放在她面前：才华、盛名、财富、甚至爱情，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可是其后又一样样抽走，换来加倍的辛酸苦楚，跌宕流离，当她开至最美最艳的时候，也是她的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于是不得不选择一死以避之——人生的悲剧莫过于此。”
也是在那一天，我动了念头想为张爱玲写一部书，然而只开了一个头，便转了路子，成了一部临水照花的长篇小说，涟漪荡漾，与花的关系已经不大。那部小说叫《那时烟花》，年代人物全卡着张爱玲来，但故事已经只留了个大概，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讲了一个旧上海的爱情故事。
明眼人一望可知是以张爱玲为原型，便多问着我：为什么不直接写张爱玲传呢？
为什么不呢？因为怕。
她曾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我则深知：因为熟悉，所以敬畏。
我生怕自己曲解了她。
后来，又曾写过一部《寻找张爱玲》（又名《穿越时光隧道的灵魂》），尽表一个张迷渴望穿越时光隧道与她一夕倾谈的奢望。书成后，觉得尽抒胸臆，十分满足，以为今后大概再也不会以此为题目来写作了。连许多相关图书包括那本《我的姐姐张爱玲》也都送了给朋友。因为自觉对她的生平及著作都早已烂熟于心，几可成诵。
不料，忽然一天有编辑约稿，要我为张爱玲作传。
第一反应当然是拒绝，诚惶诚恐地拒绝，怕得恨不得躲起来，谎称生病来躲债。然而终究敌不过编辑游说，豁出去地想：爱了她一辈子，写吧，我写好过别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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