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康维先生？”他用标准的英语低声问道。这嗓音很顺溜平滑，且带有一丝的忧郁，犹如一种奇异的福音灌入康维的耳里；不过，他内心深处的那丝怀疑却让他以为是温度在作怪。
“是的。”他答道。
那嗓音又接着道：“很高兴见到你，康维先生。我派人把你叫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谈一谈。请坐到我旁边，别害怕，我是个老头，不会加害于任何人的。”
康维答道：“我觉得能够被您接见是非同一般的荣幸。”
“谢谢，我亲爱的康维——照你们英国人的方式，我该这么称呼你。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愉快的时刻。我的眼睛不好，但请相信，我还能用心看清你，眼睛也还看得到一点，我相信从你来时到现在你在香格里拉还过得愉快。”
“非常愉快。”
“那我很高兴。张无疑为你尽力作好了安排。这对他也是件很乐意做的事。他告诉我你们一直在问一些关于我们这个群体和有关事务方面的问题。”
“我对此当然感兴趣。”
“那么，要是你能腾出些时间的话，我非常乐意向你简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构的情况。”
“那我再感激不过了。”
“我曾经想过也这么希望，但是，在我们的谈话之前
他微微打了个手势，连康维也没有察觉地唤一个仆人进来准备一套典雅的茶点。
盛着几乎无色的液体犹如小小蛋壳一般的茶碗被搁在涂漆的托盘里端了上来。康维熟知这种礼仪，但丝毫没有表露轻视。这时，那嗓音又接着说：“我们的习惯你都熟悉，是吧？”一种莫名的冲动，促使康维不禁回答，“我在中国生活了一些年头了。”
“你没有告诉张。”
“没有。
“那么，我怎么如此荣幸？”
康维总会不失时机地说明自己的动机，可是这会儿他想不出任何的理由。最后他答道：“坦率地说，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我觉得必须告诉你。”
“这是最好不过的理由，何况我们就要成为朋友了…二··现在，请告诉我，这香味是不是很难？中国的茶品种多且富有香味，但这种茶是本地山谷的特产，我认为完全可以与其它品种相媲美。”
康维把碗端起品尝了一下。这滋味是如此微妙而难以捉摸，幽灵一般的香味缠绕在舌尖之上。他说：“味道很可口，但也很特别。”
“对，就同我们山谷众多的药草一样，这茶既独特又珍贵，你该尝尝，当然要慢慢来——这不单是出于礼仪和欣赏的需要，而且是要最大限度地体味饮茶之趣。这可是从155年前的顾倍之（kouhatTehou）那里学到的著名训诫。他当年在吃甘蔗时，总是慢悠悠地不肯立刻去啃那多汁的精髓部分，他为此解释说——饿得慢条斯理地让自己进入最美妙的境界。’你有没有研究一下中国伟大的古典名着？”
康维回答说只是稍微了解其中一小部分。他知道这场拐弯抹角的谈话将按照常规一直持续到茶碗撤下为止；然而他发现这茶还远远没有添够，且不说他如何地渴望听听香格里拉的历史。无疑，大喇嘛身上有某些顾他之那种从容不迫的特征。
终了，又一个神秘兮兮的手势之后，那仆人轻手轻脚地进来随即又出去了。这回，大喇嘛开门见山讲开了：
“亲爱的康维，也许你对藏族历史的大致情况并不陌生。我从张那里了解到，你们这几天来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图书室，你无疑已经对有关这些地区粗略却异常有趣的历史记载进行过研究。无论如何，你都会了解到中世纪时代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在整个亚洲都广为流传，即使在它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其影响仍旧延续着。问世纪，一场基督教复兴运动直接从罗马发起，通过那些英勇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推动与促进，我说，他们云游四海的经历比从圣·帕尔的书上读到的还有趣得多。渐渐地教会在广大的地域找到了立足之地，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可至今仍然没有被很多欧洲人所了解的一个事实是基督教会在拉萨业已存在了38年。起初是于1719年从北京传入的，当时有四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修道士发起了一次寻找有可能在穷乡僻壤仍有幸存的聂斯托里信仰残余的活动。
“他们朝西南行进了好几个月，到兰州和科隆就遭遇上了困难，这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途中有三个人丧了命，而第四个也差不多半死。无意中绊了一跤，跃进那条至今仍是进入蓝月山谷唯一通道的岩石隘道之中。就在那儿他惊喜地发现了一群友善可亲并且生活富裕的人们，他们都争先展示了山谷最古老的传统——对陌生人的热情和殷勤。很快他就恢复了健康并开始讲经传道。这里的人虽都是佛教徒，却很愿意听他的，因而他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功。那时在同一座山梁上还有一座古老的喇嘛寺，但已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衰落之中，而随着这位方济各修道士收获不断增多，他萌发了在同一个风水宝地建一座基督教修道院的构想，在他的督促下，老的建筑得到修缮并进行了大范围的重建，而他本人从1734年开始在这里生活，当时他53岁。
“现在让我告诉你有关他的一些事情。他名叫佩劳尔特，按出生地应是卢森堡人。在投身远东布道团之前他曾就读于巴黎大学、波伦亚大学和别的几所大学，他可以说是个学者，有关他早年生平的记录却少之又少，但无论如何对于他那时的年龄和职业而言这并不奇怪。他酷爱音乐和美术，对语言有很强的悟性，在他确立职业方向之前他遍尝了人间所有的凡俗乐趣。在他的青年时代玛普兰魁特正在打仗，他切身地明白战争和侵略的残酷和恐怖。他长得结实健壮；他来到山谷最初的几年里和别人一样凭自己的双手劳动，养花种菜，向那里的居民学习同时也教教他们。他在山谷中发现了数眼金矿，但并不很热衷于这个；他更感兴趣的是当地的植物和药材。他谦恭温和而且绝不执拗顽固，他反对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但找不出任何理由去斥责这里普遍盛行的对坦加司果的偏爱，这是因为这种果子被认为有治疗效能，但这东西那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有一种温和的麻痹作用。实际上佩劳尔特本人多少也有些上痛了；他就是这样接受和宽容当地生活所赋予的一切，他发现这没有什么坏处，而且很痛快，作为回报他也把西方的珍宝给了这里，他不是个禁放主义者；他从这世上美好的事物中获得快乐。他细心地传授他那套有关烹调以及教义问答手册。我想让你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个真诚、忙碌、有学问、朴实和热情的人，以他修道士的开明，不曾都齐修筑一墙砖石混泥土围输的设计方案，而是协助了这些特别的建筑的实际建造。那当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只有他的自信和毫不动摇的坚定信仰能够克服。我说他自信是因为这工程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设想一一一一一一他自己信念中的骄傲和自信促使他下决心在香格里拉的边缘地带建造一座庙宇。因为他相信释迦牟尼能给人以灵感，罗马当然也绝对可以。
“然而时间在流逝，这一设想会逐步让位给一个更切实际的构想这也并非不自然。毕竟，竞争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而佩劳尔特到他的寺院建造完毕之时，也谈一大把年纪了。严格地讲，他的行为举止并不太有规律。不过某些纬度必须得伸延到他作为教士的优越感和高做可以放置在用年来衡量而非用里来计算的距离之上。然而，山谷的乡民们和僧侣们自己却无忧无虑；他们爱戴他而且听从他；随着时间一年年掠过，他们开始崇拜他。在空闲的时间地习惯于寄一些报告终在北京的主教，却常常寄不到他的手里，也只能推断送信人已经向旅途的艰险屈服了；佩劳尔特不愿再让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到后来大约在那个世纪的中叶地完全放弃了与之教的联系。不过原先的一些信件可以肯定是寄到了，由此而引起一场对他活动的误解。在1769年，有个陌生人把一封写于12年前的信带了进来，内容是召佩劳尔特去罗马。
“假如这一指令没有耽搁地收到的话他该是70多岁了；而实际上，他已经89岁。在大山和高原上艰苦地跋涉已经是很难想象了。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忍受过外面荒野之地狂风的折磨和刺骨的严寒。于是，他寄了一封婉转的回信对情况作了说明，可是，那信到底有没有翻越过那些重重大山的屏障却无从而知。
“这样，佩劳尔特留在了香格里拉，并非真出于对上级命令的违抗，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可能去执行。更何况，他已是个老人，死神可能很快就会给他无规律的生活画上一个句号。到那个时候，他所创建的机构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那该会是很凄惨，却不会真正让人震惊；因为很少有人会料到一个孤立无助的人将要永久地灭绝一个时代的习俗和传统。他设想在他自己无能为力之时，需有一个西方的同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在铭刻着这么些古老的截然不同的印记的地方建造这个修道院也许是错了。这要求也太甚，然而并非有什么要求——巴望一个满头白发饱经风霜的老头，就要进入20岁时去认识自己犯下的错误啊？而佩劳尔特始终都没有认识这种错。他毕竟太老而且太快乐了。他那些很投入的追随者甚至于忘掉他的教诲的时候，山谷里的人们仍然如此虔诚地热爱他，因而他心安理得地宽恕他们又回复到原先的习俗中去。他仍旧很活跃，他的才思还是格外地敏捷。98岁时他开始背那些以前的使用者留在香格里拉的佛教经书。那时他就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去编撰一本抨击佛教固步自守的静止观点的书。他确实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有他全部的手稿），然而抨击部非常地温和，原因是那时他已经达到一个世纪圆满的数字——在这个年纪甚至连最尖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