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防军成立２５年来，最雄心勃勃的特种作战计划包括五个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行动，每个行动都有一个女性化的代号：
阿维娃：突袭维尔丹大街上的公寓，处决阿布·尤素福、阿德万和纳赛尔。由总参侦察营执行。指挥官是营长埃胡德·伯鲁格。
吉拉：摧毁位于喀土穆大街上的巴解民阵总部大楼，由伞兵旅侦察连执行，指挥官是伞兵营长阿姆侬·沙哈克·利普金中校（阿姆侬在１９９５年出任国防军总参谋长）。
瓦尔达：摧毁“法塔赫”负责在以境内进行破坏活动的指挥部，还有一个生产炸弹和枪械的工厂，由齐夫中校的海军突击队去完成。
济拉：由海军突击队的一部负责摧毁“法塔赫”在贝鲁特港北部的一个军火仓库。
耶胡迪特：由阿莫斯·亚侬中校指挥伞兵侦察连一部，在贝鲁特和西顿市之间发起一次牵制性攻击，并摧毁“法塔赫”在那里的一处仓库。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担任行动总指挥。
当这份沉甸甸的计划交到总理梅厄夫人手中时，她曾一度想起“自杀”这个词，尽管她是主张对阿拉伯人的“哪怕是最小的一次攻击”进行毫不留情的报复的以色列领导人之一。但报复是一回事，打到人家的首都去是另一回事，而孤注一掷地出动几乎是所有的精锐特种部队，到黎巴嫩的首都去则又是一回事。１９７３年的贝鲁特还没有受到内战的蹂躏，仍当之无愧地扮演着东方巴黎的角色，街市上游人如织，美女如云。然而，作为黎巴嫩的首都和经济中心，这座城市同时又驻扎着政府军的重兵和警察部队。退一步说，就算黎巴嫩政府军和警察的战斗力颇值得怀疑，但巴解自身就是一支任谁都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自从侯赛因国王将巴解逐出约旦后，巴解总部便迁到了贝鲁特，３年以来，这座城市已被巴解经营成了一个要塞，城里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军工厂、训练营、弹药库和工事，随处可见身着绿军装、受过正规苏式训练、肩挎ＡＫ－４７冲锋枪的巴解战士，这绝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准正规部队。以色列不可能派一个军团到那里去（尽管它后来在１９８２年这样做了），“少年之春”只能是一次由少数部队进行的迅速、分散、精确和秘密的突袭行动。以色列当时还没有与贝鲁特的基督教民兵建立联系，突击队到达后将绝对孤立无援，万一计划出现任何漏洞，或是情况出现未能预见的变化，仅仅几十名突击队员可能连个水漂都打不响就无影无踪了。
但梅厄夫人不是一个没有胆识的人，远在以色列独立战争前夕，她就曾两次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穿越约以边境，成功地避开林立的哨卡，秘密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争取分化阿拉伯联盟。她知道她的部队能做些什么，也知道越是异想天开和“绝对不可能”的计划，越有可能成功，因此，她最终批准了“少年之春”计划。当然，她命令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在允许部队开始训练前，先向她做出保证：所有参加行动的孩子们都必须平安回家。此外，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这次行动是以色列政府批准的偷袭，暗杀毕竟不是件很光彩的事。以色列政府觉得外界最好连这事是以色列人干的都不知道，而是认为这是阿拉伯人自己在内讧。这一点并非没有可能，“黑九月”对约旦的恐怖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因此，所有突击队员必须掩盖一切以色列人的特征：他们在行动时必须说英语，不能穿制服，当然，还有最难的一点，不能被活捉。
反恐行动、战例（13）
英语对于大多数队员来说不是问题。在枪支上，以色列武器公司已经应特种部队的要求开始设计一种适合化装行动的，便于隐藏的迷你式“乌齐”冲锋枪，但还没有弄好。突击队员们最终使用的武器是五花八门的：有比利时的ＦＮＦＡＬ自动步枪，可以装枪榴弹；有苏制的ＡＫ－４７冲锋枪，据说是全世界恐怖分子最喜欢的武器，其猛烈的火力，在近射时可以把人打成两截。他们也携带了一些以色列制式的“乌齐”式冲锋枪（这种枪在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出于保险起见，所有枪号都被抹掉了。
然后，他们必须化装成平民，不显不露地出现在贝鲁特街上。突击队员们最终决定打扮成嬉皮士的样子，穿牛仔裤和特大号的皮茄克——用于掩藏武器，再在衣服外面挂上各种哩嗦的小饰品。之后，他们接连几天光顾了特拉维夫最时髦的服装店，营长埃胡德还买了妇女服饰和化妆品——既然他们要以旅游者的面目出现，那么，一群外国游客中没有女人会让人产生怀疑。营长的娃娃脸是非常秀气的，他当选了。和他一起当选的还有小个子列文和罗尼。
侦察营的穆基上尉在行动中扮演埃胡德的男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埃拉扎尔将军在我们打扮好之后笑着指着我问，在那件大褂子下面是些什么。我请他查看了一下。我的腰上别了四颗手榴弹，一只胳膊下面插着‘乌齐’冲锋枪，另一只胳膊下别着‘贝雷塔’无声手枪，两个枪套都是自己缝上去的。衣服的整个衬里上也缝满了小袋，里面插着八个弹匣。如果他检查一下埃胡德的装备，他会看到类似的一套，只不过营长在他那异常丰满迷人的‘胸部’下面也藏了武器。”
训练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首脑人物，所有参加行动的部队对其他部队将同时展开行动毫不知情。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任务也只是在行动前几个星期才有完全的了解。
伞兵侦察连和海军１３中队回到各自的基地，在那里，他们用木板搭起了目标建筑物的仿真模型，进行无数遍的演练，情况简报被一遍遍地重复、强调，士兵们的面前挂起了巨大的贝鲁特地图，攻击目标已在上面标注了出来，同时还标出了行动的最佳路线，以避开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地方。指挥官们要求每一个战士死死记住图上的一切，直到他们在贝鲁特时能熟悉地如同在特拉维夫或耶路撒冷一样。沙凯德将军在各部队之间串来串去，时不时地揪住几个士兵查问他们的功课——在完全准备好之前，他绝不会把他们派出去。
担负最重要任务的总参侦察营，起初也是在基地用木头房屋模型进行演练。但埃胡德中校认为，队员们在一堆木头中无法找到最逼真的感觉。于是，他想到特拉维夫郊外的拉马特阿维夫小区，那里离海不远，街道房屋的布局与贝鲁特的目标极为相似，最妙的是那儿还有几幢没竣工的空楼房，是以使他的战士们在一种身临其境的情况下训练。
他把部队拉了过去，每夜不停地反复打扰那里的居民。埃拉扎尔将军和沙凯德将军晚上没事时经常过去看看，前者就住在那个小区附近。有一次，还顺便替他们挡住了前来查问的警察。
侦察营是完全依照实战的情形进行训练的，包括使用的枪支、炸药的型号和剂量，分组攻击的编队和各组之间的协调，前指的设立及与总指挥所的联络，乘车、攻击、撤退的时间（精确到秒）以及发生各种突发事件时应对的预案等等，事无巨细，无一遗漏。总而言之，以色列特种部队在这次行动中进行了最高效、最周密的策划和最严格不苟的训练。整个计划过程约用了１周，而训练和演习则一直进行到９日上午。
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晚，以色列海军的导弹艇载着总参侦察营、伞兵侦察连和海军１３中队的战士在夜色中离开海港北上。按照惯例，侦察营在奔赴战场前，总要来一顿美味的会餐，但这次不同，将近七个小时的海上航程，让大多数小伙子一想起来就倒胃口，在上船前纷纷吃了晕船药。幸好当晚天气很好，大海平静地躺在星光下。看来，那位在贝鲁特的英国人梅希——摩萨德的特工，没白关心天气。
反恐行动、战例（14）
夜深时，导弹艇远远地停在贝鲁特海岸外面，海军突击队员们轻轻放下橡皮艇，侦察营突击队员和伞兵们裹着塑料布坐了上去，以防海水打湿他们的嬉皮士服装和晚礼服，那样会使他们在街上时看上去怪怪的。海军队员开动了柴油马达，橡皮艇向岸边驶去，在离岸几百米的时候，马达被关掉了，艇靠着划桨走完下面的路。一个海军队员用手电向岸上晃了一下，岸上回应了几下灯光，那是提前潜入贝鲁特的摩萨德特工发来的信号，岸上一切正常。橡皮艇驶入浅水区，海军的蛙人悄无声息地下水，一直将船推到沙滩上，下来的突击队员们连脚都没有湿。
贝鲁特人和大多中东人一样，是习惯早睡的，岸边空无一人，只有几名摩萨德特工——“比利时人”布萨德和雷姆勃德、“英国人”维希洛、埃德尔和梅希，以及“西德游客”奥特努德，他们在租来的车里守候着。特战队员迅速分头上车，伞兵们去喀土穆大街的巴解民阵总部，而侦察营去维尔丹街的公寓。送他们上岸的海军突击队员在岸边建起一道警戒线，等侯着他们回来。随着一阵轻微的马达声，车子离开岸边，在黑暗中扑向目的地。“我刚去那里看了最后一眼，情况有变化。”开车的摩萨德特工对坐在他身边的埃胡德说，“街上有三个警察在巡逻，带着冲锋枪。”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车上的人都望着埃胡德。他咬着下嘴唇一言不发，显然是想起了在上次绑架叙利亚军官的行动中，因为情况有变，埃拉扎尔将军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行动。
“继续走。”埃胡德说。车在第二个红灯前停下时，摩萨德特工忍不住又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担心：“我说，目标区里有警察。”所有的人都看着埃胡德，如果他拿起步话机向坐阵在导弹艇上的沙凯德将军报告这个情况，那么，沙凯德就会报告埃拉扎尔将军，然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就知道了，再打电话给总理梅